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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

更新时间:2014-12-08 21:40:43
作者: 孟繁华  
那里的如诗如画以及感伤感慨,只有我们才感同身受,心领神会。

   二、历史调整时期的文学与政治

   政治与文学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在80年代被终结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被注意。这里大概有两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式里,文学充满了挫败感和惨痛记忆,文学的依附性使它一直卑微地存活。这个历史过去之后,没有人愿意再触及这曾有的伤痛;二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自明的关系,文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的领域。祛政治甚至消灭政治不仅是文学家的幻觉,他们更愿意以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实践条件。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并没有因这两种心理因素的暗示而不存在。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尽管“个人写作”、“解构宏大叙事”等口号和实践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路向,但这种祛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更重要的是,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支配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种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世界和国家里消失;它们只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里去。它们可能脱离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集结起来,但它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它们现在在另一个领域获得了新的、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概念都作为一个连带性概念制约着平等概念,而一旦对具体差别漠不关心的平等概念摆脱了这种制约,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某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实质性,另一个体现着不平等的无情力量的领域,就会把它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中。”⑧新世纪中篇小说关于乡土、官场、底层、历史等题材的书写,都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从一个方面回应了所谓当下中国文学没有进入公共论域、文学没有担当、作家没有良知的无端指责。在这一方面,长期以来被议论的“底层写作”最有代表性。它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成果如何被全民共享,关注改革发展过程中底层生活、特别是农民和农民工、下岗工人、城乡边缘处群体等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等问题。代表性作品有曹征路的《那儿》、《霓虹》,刘庆邦的《神木》、《哑炮》,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家住厕所》,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陈应松的《马斯岭血案》、《望粮山》,葛水平的《喊山》,李铁的《工厂的大门》、《点灯》,吴君的《亲爱的深圳》、《菊花香》,马秋芬的《蚂蚁上树》、《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

   李铁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持久地关注,但他的小说不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似乎国务院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种题材。文学没有能力处理诸如工业、农业、军事乃至计划生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文学最终还是人学。李铁创作的背景是工厂,但他从来都在写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下工夫。《点灯》⑨写得苍凉甚至凄惨:工人赵永春家境贫寒,谈了六个对象,无一成功。最后“入赘”给了“长在一个胡同里的”二十八岁的王晓霞。“嫁”到女方家里,赵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当科长的岳父非常热情,每天晚饭一定要赵永春陪其喝酒,以至于本来不会喝酒的赵永春酒量陡长。还算平静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迁回到父母家而打破。忍无可忍的赵永春用极端的方法强行入住了不属于他的房子。好景不长,妻子王晓霞患了尿毒症,在自己母亲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这时,岳父每晚请他喝酒的谜底才揭开:他知道女儿身体有病,不想他们房事频繁。但患难夫妻在窘迫的日子里恩爱有加,赵永春要回家为病危之际的王小霞取寿衣时,王晓霞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告诉他楼道黑,别忘了把灯点上。“点灯”是有故事的。赵永春当初并没有那么爱王小霞。他有自己的女性标准,比如白丽丽。后来发现楼上的张女郎更符合他的标准。于是,每当张女郎下班将要进楼的时候,赵永春都为她将灯点亮,他只能做这么多。事实上,他最后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当赵永春回到家里,看到昏黄的门灯,心头又闪过了张女郎,但仅仅是一闪而已。

   小说还是写到了苦难,不写苦难还能够写底层什么呢?但李铁的不同就在于,在苦难的另一头,底层人的善良、相互温暖的真情谊,仍然动人无比。在情谊日趋淡漠的当下生活中,李铁打捞出的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吴君一直在书写她的深圳。我们不知道这个辉煌又驳杂的城市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知道的是,吴君一直在深处打捞她的故事和人物,并深情款款,兴致盎然。《菊花香》⑩中的主人公王菊花是外来打工者,快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这时王菊花的焦虑和苦痛主要集中在情感和婚姻上。工厂里不断涌入“80后”或“90后”的打工妹,这些更年轻的面孔加剧了她的危机和焦虑。这时的王菊花开始梦想有间属于自己的宿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王菊花不是城里的有女性意识的“主义者”,也不会读过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不是象征或隐喻,她是为了用以恋爱并最后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为此她主动提出到公司的饭堂那个只有一个女工的地方上班,这样她便可以有间单人房间了。那个曾经的仓库被王菊花粉刷一新后,仍然让她感到温馨满意。就是这样简单的空间,让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如此满足。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读《万卡》时的某种情感在心里流淌。

   这个完全属于王菊花个人的空间,不断有人过来打扰或是利用,甚至女工的偶像——年轻的老板——也要利用这个简陋的地方进行特殊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对房间感兴趣,而对单身女工王菊花视而不见。但王菊花对个人情感和婚姻有自己的看法。她最值得骄傲的是“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呢”。但是,可怜的王菊花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尽管老傅他们都说“谁也没你好”,这又怎样呢?寂寞而无奈的王菊花就这样身不由己地与老王走进了房间:许久,老王酒醒了,他脸色惨白,因为他看到了床单上那片细弱的血印。于是他叫喊着滚下了床跪在地上给王菊花磕头,求王菊花饶过他,不要说出去,不然明天一早被老板赶出工厂。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老王对王菊花的处女身表示了莫名的厌恶——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她对建筑工地上民工生存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和书写,使她多年后重出江湖就站在文学的潮头和高端。《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11)延续了她对底层普通人关注的文学立场。不同的是,她不再刻意书写这个群体难以为继的生存苦难,而是将视角投向了更难以捕捉的精神领域——他们的精神遭遇和境况。

   小说中一直流淌的是城市永不消歇的喧嚣与躁动,冯主任、楚丹彤、翁小淳等,都沉浮于都市纷乱又可以安全自转的轨迹。他们办儿童艺术团、组织大型电视节目、奋不顾身地为朋友也为交换而救场等。都市深处的生活场景就这样掩藏于钢筋水泥的森林和霓虹灯的阴影处。作为一个外来务工者、一个普通的家庭清洁工的朱大琴,对这样的都市生活和场景一无所知。她原本就是一个城市的“他者”,一个不得不闯入城市谋生活的人。但一场意外的救场活动,使朱大琴终于和这座城市建立了“内在联系”。楚丹彤在朋友翁小淳的请求下,答应写一首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在与朱大琴的闲聊中楚丹彤找到了灵感,在“征求”朱大琴“意见”时,她在诵读中看到了朱大琴涌出的泪水。那首诗将农民工孩子受到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以极度夸张的修辞作了极端化的表达,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仿佛生活在天堂,他们过着城里人应有的一切,而那一切都是城里人给他们提供的。没有识别能力的朱大琴,在这种充满煽情的文字里怎能不感激涕零。演出果然空前成功,嘉宾和观众泪光闪闪,连楚丹彤自己都被感动了。翁小淳为了做一笔“更大的买卖”,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让楚丹彤找人“编观众来信”。朱大琴成为“观众来信”的“执笔者”。电视台在为自己“造势”的宣传中,因为朱大琴的“突出贡献”,要奖励她一台电视机。于是就有了“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的故事。当然,朱大琴最后也没有拿到那个电视机,因为节目一期一结算,那期节目早就封账了。朱大琴反复被利用,反复成为装点城市“人性化”的道具和装饰品,除了被欺骗的泪水,一无所获。

   小说没有着眼于进城务工者惨不忍睹的生存状况和永无尽期的苦难叙事。小说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那里转眼即逝。在这个事件中,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群是最大的赢家:翁小淳的三十万落实了,楚丹彤的节目在电视上畅行无阻,冯团长的“小星星艺术团”也在电视上“多给时段”。他们共享资源相互利用,用时髦的话说叫“双赢”。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公共资源正在以不同渠道和形式被瓜分。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但这一切与朱大琴们没有任何关系。都市合谋榨取了他们最后的资源,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在我看来,《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开辟了“底层写作”的新思路,它的深刻性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底层”从生存苦难的写作中被“解放”出来,但他们的精神苦难更触目惊心。朱大琴所经历的城市生活于是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精神事件。

   如前所述,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问题最大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被全民共享。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使作家不能不面对这个现象。当作家表达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回到了现代文学史上“社会问题小说”的讲述方法:用现实主义反映或再现当下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这是自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后,十多年来惟一走进公共论域的文学现象。仅此一点,这个文学现象就功莫大焉。

   三、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

   新世纪中篇小说在整体上呈现的是“中国经验”,但这个经验是由不同的个人经验汇集而成的。或者说,无论这些作品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和故事,它们都属于中国的。尽管我们可以整合或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或倾向,但并没有形成类似80年代的文学潮流。当我们走进新世纪中篇小说内部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很难将其纳入到某一现象中讨论,而且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因此,这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

   余一鸣本来鲜为人知,《不二》(12)一出,文坛大惊。这篇小说在风格上有诙谐、戏谑的元素,因此非常好看。但这只是外部的修辞装饰,它内部更为堂皇的是思想和艺术力量。现在有力量的作品不多,特别是能够切开生活光鲜的表皮,将生活深处的病象打捞出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小说从五年前红卫的“二嫂”孙霞的生日写起。那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小说人物红卫、东牛、当归、秋生、红霞等粉墨登场集聚一堂。这是一个俗艳的聚会,为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埋下了伏笔,特别是东牛与红霞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聚会的谈话有三个关键词:“二嫂”、“研究生”、“师兄”。“二嫂”就是“二奶”,但“这词不中听,不如二嫂的称呼来得亲切而私密”;“研究生”就是不断变换的“二奶”,就像研究生老生毕业、新生入学一样;“师兄”是东牛弟兄们按年龄排的序。这种既私密又公开的世俗生活非常高雅地知识分子化了。说起来也有道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理应出自一个“师门”,即官场、商场和情场共同塑造的社会风气和趣味。但那时的东牛事出有因,确实没有“二嫂”。也正因为东牛没有,才成全了后来与孙霞的一段情缘。当时东牛发现这个孙霞并不年轻,起码三十岁了。但他同时还发现:

这个叫孙霞的女人如果是固城人,一定不是庄稼地里长大的女人。看她那双拿筷子的手,娇小细致,骨节紧凑玲珑,指尖捏着筷子夹菜时,那握成的拳头似乎是一只精灵的小兽,骨节如峰,肉窝似泊,青筋若脉,一张一弛如奔跑的猎豹律动。倘若发育时节在地里抓过锄头杆铁锹柄,这手定然是要茁壮长开的,比如老六秋生带的那个女子,尽管看上去是花苞一般的年纪,打扮得也新潮前卫,但只要看她那双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你就知道这女子小时候是苦大仇深的柴火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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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1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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