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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 颜德如:谭嗣同民权观新探

更新时间:2014-12-08 18:59:02
作者: 宝成关   颜德如 (进入专栏)  
极其有限的西学知识的吸纳,很难令人相信他洞察了民权的精义。这就昭示我们,在评估谭氏的民权思想时,应该循着他认识民权的内在理路,而非以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模式来审视其民权观[63]。

   在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上,谭氏在第一阶段极力在正统经学中寻求资源。他的个人自由,就是要将"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之权",全部掌握在自我手中,这样才能达到"自治"与"治人"。而这种个人自由是必须通过儒家的修身养性与善用"中和"来实现。同时,这种民之自治式的个人自由又要依靠当权者的富民养民之道,还须防备君与官同民争利。谭氏在强调个人自由时,始终没有放弃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大道为公")。第二阶段里,个人自由被视为一种自主之权,同前一阶段的"自治"相仿,但是他以为自主应包括"平等"、"自由"与"节宣惟意"三个方面,而他却仅仅突出平等之权,至于"自由","节宣惟意",究竟是什么,应包含什么,语焉不详。即便是他所重视的平等,也不知具体所指。因此,他的个人自由情怀,与其说是关注个人之权利,不如说是传统的个人修养;与其说他追求平等之权,倒不如说他迷恋于平等之精神。实质上,他所指称的个人自由,恰是在儒家威权主义之下一种自我放纵("节宣惟意")。在第三阶段,他根本没有再提什么"自治"、"平等"与"自由"了。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谭氏民之自主的个人自由观,一方面源自他对秦政以来中国政教的估价,"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64];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仁"的改铸("仁--通--平等")。他的此种追求众生平等与集体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观,尽管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不可侵犯的确有些相同之处,但是,却与将个人自由始终置于最高关怀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异其趣。因而,在对个人自由的把握上,谭氏始终是一种儒家自我修身式的,这就明显误读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偏爱,更不用说他会亲近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柢。

   谭氏的集体主义式的个人自由观,不可能使他产生公民的观念(尽管他有"公"的观念),他对权力结构关系的理解始终没有走出君(臣)民这一不对称的关系网中。因而,他的视线始终停留在如何协调这种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上。而要切实地调整现实的失衡的权力场,首先在于透视权力场所已有的失望的状况,寻找出这种偏差的表象和根源;其次是针对已有的诊断分析,开出救治世道衰微的良方。在谭氏看来,君(臣)民的关系失衡的表象就在于"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65],其源在于大盗之秦政与乱道之荀学,实质上是不平等之封建制度使然。由是之故,就应弃绝秦政与改造现实之学术。前者要求他对君的起源、地位与职责进行重新界定,相应地也就更新了民的观念,凸显了民的地位,进而改善君民关系,但是,他在最后一阶段,却避而不谈;后者使他以为变学术而复于三代之学[66]。要真正改善君民关系,在谭氏看来,就是要使君民相通,天下之治"道一而风同",或者说施行仁义王道之政,假若王道难行,假以霸道;而要对学术进行拨乱反正,就应清除荀学倡行之影响,根本之举就是要在原始儒家中寻求变革学术之活力,因而谭氏自然转向在儒家思想中汲取新的营养即妄图成功地改造"仁"这种回归的思路上。综合这两方面的思考,谭氏最终希望复圣人(孔教)之道,因为在他的眼中,"绝大素王之学术,开于孔子","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古今中外所不能越;又以见彼此不谋而合者,乃地球之公理,教主之公学问,必大通其隔阂"[67]。谭氏的此种内圣外王的普世情结,使他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义者那样在现实的政治操作时对于个体(公民或市民)与国家、个体与个体这两对关系进行对等界定。因而,他就不可能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进行清醒地界定,即便他的思想中萌发了"利权"与"权力"意识,"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68],"有学斯有会,会大而天下权力归焉"[69]。谭氏的此种"利权",实际上是指一种国家利益,主要针对当时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70],即是为此而设。同时,我们不应忽视,谭氏所说的"利"与"权"同西方式权利大不一致。就"权"而言,他有时指个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之权"[71],有时指的是统治权力,"官权虽有压,却能伸其胁民之权"[72],有时指的又是一种议政的权利,"平其权于学会,使熟议其是非得失,晓然与众共之"[73];就"利"而言,他主要指的是国计民生,"中国若广造机器,始足保利于民"[74]。而谭氏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和利。在谭氏的权力结构关系中,看不出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指称的"权利"与"权力",更不用说他会倾慕西方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之精神,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75],他的真实意图却在于对这种"良法美意"的工具性把握。

   谭氏除给个人自由套上集体主义的重压外,又执拗于去拉平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关系,这就制约了他对民权的设计。前者,使个人自由难以真正伸张,导致其混淆"个人"(私域)与"国家"(域)的边界,最终对民权的内涵模糊其辞。不仅如此,在最后一阶段里,他将民权的范围限定为"议事之权","办事之权官操之"[76],这样所谓的民权只是一种"清议"而已。后者,致使他为了改造失衡的权力结构,进行制度构建。在这一方面他执着于学会的建设与发展,以为学会可以起到全方位变革的作用。实际上,他借用西方的"议院""国会""法律"之名,来行大建学会之实,走入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训典里。在他看来,"议院"是使君民相通的渠道,"国会"在于聚集人材,抗衡胁迫,但也为官吏输送后备人员,而"法律"主要是指吏事的规章制度,并比附格致之学与算学,包括"图"与"表"。三者之间,泾渭分明。但是,他认为"国会"是建基在学会之上,"议院"即隐含在学会之中,"法律"是学会的运行规则,这就明显让他置于一种学会中心主义的处境,谁都会怀疑他已经明晰地厘定了三者的界限。造成此种状况的理由也许是, 谭氏激愤于秦政以来所导致的君民隔阂、人才弃用与律例粗疏的现象。他的此种一而三与三而一的两难境界,最终形成了他与西方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之间的裂痕。虽然,他曾指出:"西国于议事办事,分别最严。议院议事者也;官府办事者也,各不相侵,亦无偏重。明示大公,阴互牵制。治法之最善而无弊者也"[77]。谭氏的此种民权制度架构观,根本谈不上使他会去注重民权伸张的程序问题,他不可能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同置于法律的裁判之下,因而他有"治法"之意识,没有"法治"之思想;他有变"制度"之意识,但注重的是经济制度。相反,使其大声疾呼"兴民权""开民智"和对民主理想的形上追求。进一步说,谭氏欢呼民权大旗的出现,但却不知怎样去树立它。而西方那些信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出界线,同时赋予各自不同的角色。即使对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精神神往不已,但是他们也始终钟情于如何有效地保障、改善个人自由的平实的制度更新与创建。

   实质上,谭氏的民权思想迥异于西方自由主义,在于他对民权的价值评判即"是目的还是手段"上。家国一体的致思起点,谭氏很难让其民权思想游离振衰起弱这一工具性的强烈急务,这是造成他疏离自由主义的根本所在。除此而外,历史与传统的先在和后天学养的输入也是形成上述疏离感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正统之学浸淫的惯性力度

   谭氏"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78],奠定了他广通中国之书的基础[79],加之他认为"夫诸子百家,其言道有不相入者,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善取之",这就使他能对正统之学"持平论之"[80],因而可以从中发掘出观照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孔子的立教变教改制的思想,使他寻找到倡民权的根据。古代经典中的选贤任能,为他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的蓝图。民为邦本的重民富民意识,让他局限在如何去改善君民关系上,群(或集体本位)的思维范式的规导[81],导致他一味地依靠学会,即"一以关折于学会焉"[82]。名实之辨的务实取向与体用之争的致用意旨,将他推向了实用的调适之路。

   第二、西学养料的先天不足

   谭氏的旧学功底是其观察外在事物的知识准备,而他有限的西学资料的汲取多少给他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又一参照系,这既是他理解事物的先天优势,又是造成其疏离某种事物的前提性缺陷。谭氏也许自身很难意料到此种悖论式的困境,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透视此困境的缘由。

   一是有限的西学资料的输入。

   谭氏早年的《学篇》、《思篇》中,有关西学的著作仅限于中国人写的几本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邹沅帆的《西征纪程》,另有一本关于数理知识的《几何原本》。他本人谈及西学大多是有关天文物理地理方面的知识,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性喜天文格致算学,曾力主创办算学馆,并写有《兴算学议》。他自幼与先仲兄情深意笃,其兄通洋务,谭氏亦受其影响,后来,他随父谒张之洞,视察了湖北的洋务新政,始见识了"洋务"的具体内容[83]。谭氏赴任江苏候补知府,来往于上海、金陵之间,见识大增,并潜心读书,"精探性天之大原"[84];他虽喜交天下朋友,但与外国人的往来,仅限于李提摩太(英)、傅兰雅(英)、李佳白(美)等传教士。他重视报业的开风气之作用,常从《万国公报》、《湘学报》、《时务报》等报上了解世界五大洲的政教形势,自己还积极投身报业。从上我们不难看出,谭氏获取西学资料的渠道极为有限,大多是译介性的非第一手资料。他对西学的接受有选择性,偏向于自然科学,疏于西政之学,姑且不论西学的真实与可靠程度。谭氏对西学有限地选择性吸收,决定于其本人对西学的认知评判态度。

   二是对西学的评判向度。

   谭氏对西学的认知有一个发生逻辑。早年"随波逐流,弹抵西学"[85];稍后渐识洋务,借"无其道则无其器"之论,以为西法有"枝叶"与"根本"之分[86];为官金陵,作《仁学》一书,认为"平等教公法学",为西法之"最上"。与师欧阳中鹄通信时谈及对西学的见解:"西人格致,依理以求,能行而不能不言其所以然,是于无理之理瞢焉。西人之学,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殆后得《治心免病法》一书,始窥见其本原。今之教士与教书,悉失其真意焉"[87],"各国苟能讲心学,一切杀人之具自皆弃置勿复道"[88]。谭氏在湘省筹划应办之事时,以为"西国之议事办事,分别最严。议院议事者也;官府办事者也"[89]。而在《代拟上谕》中,他说:"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扩无遗"[90]。由此可见,谭氏对西学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转化的过程,即由"弹抵西学"到"枝叶""根本"之论,再到"心学""始窥其本原",最后认为"西国政治之学",是"主于为民开其智慧"。

   鉴于他如此的认识逻辑,谭氏对待中学与西学时有明显的取向性,便不足为怪。他认为,西学源于中学,"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之理,杂见于古子书中"[91],"以天纲人,世法平等……皆孔教之所有"[92]。既然西学中源,西学"未达夫性善之旨,与圣人之道所以大也"[93],中学便优于西学。因此,在中国面临存亡之秋,当务之急就是采西学补中学,"于此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94],由此便可达到制西国洗耻辱之复仇心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95],"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生活"[96]。

谭氏对西学的评判向度,致使其尽管倾慕西国之良法美意,但在具体实践时表现出极大的偏向性。他认为学习西法应重视自然科学,尤其是算学、格致之学这些实用之学,因为"论事办事之条段"在算学,"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格致[97]。另外,他的西学知识主要取自在华的传教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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