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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

更新时间:2014-12-05 20:16:58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金冲及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这次说是要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胡乔木、胡绳,才答应接受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金冲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叶群的卧室,旁边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处。访谈就在这样一个曾经的“历史现场”进行。

   今年已经84岁的金老先生精神很好,三小时的聊天中丝毫没有显露疲态,说话有条不紊、始终笑容满面,讲到激动之处还手舞足蹈。有人问他养生的秘诀,儿子金以林在一旁打趣说:“抽烟、喝酒、吃肥肉”,他像个被错怪的小孩,马上反驳说:“我不爱吃肥肉。”——边说边伏案给一叠新书签名,一笔一划地签。

   金冲及说他从高中时开始读胡绳的作品,并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书名,“那个时候没有能够实际跟着他学习,但事实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跟随胡乔木、胡绳工作,包括参与1990-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的编写。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官方党史之一,也是定义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依据。

   先后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的胡乔木、胡绳曾就此做过多次重要的内部谈话,金冲及出于职业习惯对这些讲话都做了记录。他练过速记,又熟悉“二胡”的江苏口音,录下的内容极其详尽。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协助下将这些记录整理出版,定名为《一本书的历史》。

   谈《一本书的历史》:不是“著”也不是“编”

   澎湃新闻:您整理出版这些讲话记录的缘起是什么?

   金冲及:我已经84岁了,说实在话,到这个年龄,时间花在哪里是要反复掂量的。我自己当然也还可以写点东西,但我感觉,自己写书,不如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同志,他们怎么思考问题,他们讲了些什么,我想对后人可能更有用。这就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

   严格说来,这本书是胡乔木、胡绳讲的话,我只是记录、整理,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议论,更不会以我的看法改动他们的观点。所以署名只有个名字,没有写“著”,因为内容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话;也没有写“编”,他们没有授权我编。写我的名字表示我负责任就是了,这里的内容都是严格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

   澎湃新闻: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读者,这些话是23年甚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些问题可能还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那么现在看来是否有些内容需要重新商榷讨论?

   金冲及:这我没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来我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但我想我应该做这么一个说明。这是二十几年前的讲话,而且当时并非准备发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们自己写的话,会更字斟句酌,写出来的也许就跟这些记录稿有所区别。

   要说变化,我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想写的东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会有变化。这里的很多话,不一定是最后定论,很多是在思考的过程里讲的。讲话的时候我都在场,我看他们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讲,有时要停一停再讲。而他们对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谈胡乔木、胡绳: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确立党史叙述的关键人物

   澎湃新闻:胡乔木、胡绳两位先生在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金冲及:胡乔木和胡绳当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对他们的研究,对具体问题,别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得上他们那个水平的人,到现在为止我感觉没有多少。

   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注:为了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来党内的各种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编辑此书,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正式成书之前,该书曾先以散页形式选印一部发给高级干部阅读,1941年12月正式出版)。这是一个文件汇编,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会议记录,详细极了。会上谁讲话、谁插话、说了什么,都有。这些材料当时装了十几个皮箱,周恩来给瞿秋白写了个条子,交给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保管,叫他脱离一切工作,就管这十几箱材料。后来抗战期间陈为人因病去世,就交给另一个人。准备进行延安整风的时候,要梳理此前党的历史,就到上海,从那些箱子里选出一部分送去。胡乔木就编这部资料。

   在那之后,因为乔木跟在毛主席身边,很多重要社论都是他写的。解放后,1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记不清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结果写出来以后,毛泽东给它署名胡乔木,用他的名字发表。

   这一时期的党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两本是学校里的教材,并不是中央正式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党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90年写《七十年》的时候,乔木也讲到,当时一般的党史就只写到1949年,有的写到1956年,极少数提到改革开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较完整、简要的党史。

   另外,胡乔木、胡绳都是党史的亲身经历者。解放前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一直在他身边;胡绳长期在《新华日报》,这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报纸。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把胡绳派到香港,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日报》。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几个“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们讲的历史,不光是根据文件来研究,还是亲身经历,而且在主要领导人身边。胡绳跟领导人没有胡乔木那么密切,但他也经常讲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么讲,等等。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澎湃新闻:那是否可以说,建国后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调?

   金冲及:当时管这些事的,主要是他们两个。党史领导小组是杨尚昆当主任,副主任呢,胡乔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说薄一波资格更老,但这事实际上是胡乔木在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都是胡乔木当主任。后来他不当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李琦当主任,党史研究室就是胡绳。胡绳原本在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去当主任了。

   “文革”前曾经要编党史,当时想成立一个党史委员会,由董必武负责,后来这件事没有做。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华那两本书,几乎就没有其他党史著作。(胡乔木、胡绳主持党史编写的工作,)他们管得具体着呢,不是跟你讲讲思路就算了,写完他要一遍一遍改,连标点都给你改。这样的大家,管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您长期跟着两位先生工作,也参与了《七十年》的编写,您觉得他们的讲话记录中,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冲及:比起具体的论点、问题,更要看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大家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看我后来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就会知道,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学的,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去做的。

   跟着他们工作,听他们那么多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有几点:

   第一,他们总是强调,写书要有一个笼罩全篇的思想、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国人过去写文章讲究“文气”,党史也要这么写,比如《七十年》要有贯穿党的70年历史的那么一口气,就是告诉别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第二,讲脉络线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几条。写《七十年》的时候胡绳同志讲过多次,40万字要写70年的复杂历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说明什么问题,详略得当。他不只一次提到《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但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上前线的故事那么长,几个字就了了。这一点从方法上来讲对我也一直有影响。乔木同志则是强调,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比如他讲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壮的历史,那你就应该用悲壮的文字写出来。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情,得有特写镜头。

   第三,强调“夹叙夹议”,乔木同志讲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带议论的。事实上他后来也说,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我们这里(中央文献研究室)写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们这个思想的影响。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泪。但巴金写到那里的时候如果突然跳出来说,你们看,这个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把你要议论的内容展示出来,这样议论就是画龙点睛。

   我感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他讲要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它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但要是一点议论都没有,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过讨论会上乔木同志也讲,希望同类著作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写法。

   第四,力求准确。他们很讲究文字干净。我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周恩来传》,给胡绳看过、改过。后来回忆的时候,胡绳说我都忘了,只记得给你勾(删)掉了几十个“了”字。他说我们讲历史都是过去时,一般不需要“了”。还有,写“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说“秘密”这两个字应删,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哪一次中央全会不是秘密召开的。所以他对文字、包括提法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可复制的?既是当事人,又是理论家,这样的党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难再出现了?

   金冲及:是,我就感觉现在很难能够找到代替他们(的人),一方面他们亲历了许多关键时刻,常常在领导人身边,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们的知识面(广)、理论水平(高)。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两个,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讲出一番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讲得夸张一点:我看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中,像他们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澎湃新闻:不少学者研究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比如他说“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评他“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您怎么看?

   金冲及:以我跟他的接触,在我听来,他就是认为,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学过来,以前不强调这一点,是个失误,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思想。但要说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他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写好了却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还有一半没有讲。他指的就是,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它跟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学。我认为,他的想法只是到这里。

   谈《七十年》:背后的问题关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

   澎湃新闻:《七十年》写作和出版的时代背景很关键,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国内国外的一系列风波。时代背景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金冲及:1990年提出要出版这本书。大家知道那时候东欧基本上都变了,前苏联还没解体,另外1989年的风波刚刚过去,这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共产党都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党史就是要告诉人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么样的党,如何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不容易。我觉得,那个特定的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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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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