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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过密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以日本东京为例

更新时间:2014-12-04 13:03:37
作者: 田毅鹏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世纪晚期日本走向“东京一极集中”的过程为例,论证了现代社会何以必然走向“过密”的内在逻辑。并试图揭示现代社会“过密”与“过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由过密化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群”,表现为人口过密、企业过密、交通阻滞、社会画一化、社区归属感弱化、城市都心衰落、郊区过疏化等方面,使现代城市面临根本的挑战。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每一个选择了现代化、城市化道路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只不过因具体国情不同而其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为此,我们应超越“作为问题的过密”,而对“过密社会”展开系统研究,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   过密问题  过密社会 过密对策 城市活力

   一、从“过密问题”到“过密社会”

   自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开启城市化进程以来,便开始面临“过密问题”。在这里,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适当的人口密度为城市文明所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适当的高密度恰恰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质。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即将城市定义为“相对永久性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 世界公认的当代城市研究和规划大师级人物简·雅各布斯也特别强调“密度”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她在那部题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名著中,专设“密度之需要”一节,强调指出:对于城市来说“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本地居民。”[①]在她看来,如果说“都市过密”会导致城市问题发生的话,那么,都市人口密度不足则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停滞甚至走向衰败。在这一意义上,城市一般被定义为一个人口众多、密集、且成分复杂的居住区域。

   迄今为止,学术界之“过密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研究取向:其一是“问题取向”的过密研究,即将“过密”看作是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日本学者森冈清美等在《新社会学辞典》中,即结合日本情况,以“问题取向”给“过密”现象下定义,认为过密是指“在住宅和城市等被限定的空间内,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条件、技术水准等存在巨大差异。作为城市问题的过密现象,往往发生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急剧、过度的集中进程中,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各种城市功能的低下。具体言之,过密问题主要包括住宅不足和过密居住、学校和城市下水系统、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整备滞后,道路和公共交通机关混乱,大气污染和噪音等公害,土地利用形态混乱等众多问题。”[②]很显然,在上述观点看来,城市的理想状态应是“适密”。

   其二是社会形态论意义上的过密研究,可称之为“过密社会论”,即将过密现象作为一种总体性、趋向性社会现象来看待,认为过密现象不仅仅是一种问题的存在,而是一种实体性的、常态性的现象,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向。1965年,日本学者加藤秀俊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高密度社会探究》一文,率先提出“高密度社会”概念,将过密现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总体性问题展开研讨。提出我们“不仅要注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带来的影响。”[③]

   比较上述两种研究取向,我们会发现:第一,“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过密现象及由过密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过密对策来减缓甚至解决过密问题。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人们固然要注意分析过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其分析所蕴涵的多是一种“对策观念”,潜在的涵义是:只要提出一套对策体系,过密问题便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甚至得到解决,难免堕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与问题取向不同,“高密度社会论”不是将“过密现象”简单地视为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态看待的,它标志着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观点看来,过密现象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但却强调我们的认识不能止于“问题意识”。因为“问题”研究视角的潜在意义是“对策性”的,即只要我们寻找到解决过密问题的对策,问题似乎便迎刃而解了。而如果将“过密问题”提升到“过密社会”的高度来看待,便会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性社会问题来看待。

   第二,“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多只关注人口过密现象,但实际上,作为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复杂问题,“过密”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人口移动迁徙现象,而应注意在人口移动迁徙的背后整个社会构造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发现更为深刻的东西。围绕着过密现象,人们无论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取向,都需对过密现象产生的社会内在机理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第三,“过密”与“过大”的区别。在理解“过密”概念时,我们有必要对“过密”和“过大”这对概念进行辨析,日本学者野侣田芳成认为“前者是密度问题,也就是‘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平衡问题。后者则意味着超过了适当规模城市状态。东京到底是过密还是过大?根据上述判断,城市政策会存在着微妙的差异。”[④]伊藤善市也对“过密”与“过大”进行了认真辨析。他认为“过大城市和过密城市虽然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其意义却是不同的。过大城市是指超过了一定规模(适性规模)的城市规模状态。主张抑制城市膨胀、发展者往往愿意使用这一词汇。与之相反,过密城市一般是指‘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相对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二者之间失去了平衡,就会出现如水饥谨、交通阻塞、住宅难、大气污染等现象,这种过密状态往往意味着人类的企业活动和社会生活都陷入难以言状的困难状态。”[⑤]由此可知,“过大城市论是以城市适当的规模为前提的,而过密城市论则是指‘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应有的平衡为前提。但测量适当规模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作为复数而存在的。”[⑥] “过密问题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失衡问题,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其过密意识和公害意识也愈加强烈。我们必须对上述心理给予密切的关注。”[⑦]

   在这里,日本学界对“过大”和“过密”的区别虽然很有意义,但如果我们将分析问题的目光聚焦于东京,就会发现,在东京似乎同时存在“过大”和“过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过大”使“过密”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过密”则使城市走上无尽头的“空间过大”的扩张道路。

   二、“过密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研究“过密社会”,首先应该注意发现其生成的内在逻辑,即揭示现代社会何以必然走向“过密”。在日本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其“过密社会论”是在“东京一极集中”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通过“东京一极集中”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过密社会”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市场力量在城市过密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认为:“自然资源的优势、集中经济、交通运输成本乃区域经济学的三个基石。这三个基石可分别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⑧]上述三个因素在总体上决定了区域经济集中化的总体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等超强的“集中过程”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质。虽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但以下的特质是不可缺少的,即流动化、多样化、成熟化、情报化,这五者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日本国家土地局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其总部设于东京的被调查公司中,有56.3%主要是为了便于筹资和进行金融投资;有45%是需要有一个中心区位以便监督通常处于分散地区的分公司和工厂;有41.7%的是为了便于市场营销;有36.4%是为了从商业机构获取信息;还有31.8%是为了从行政机构获取信息。由此可知,尽管东京的土地、薪水及其他成本都很高,但把公司总部设于此,除了便于筹集资本、投资等金融需求外,解决有关信息资源问题,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⑨]日本十大商社如住友、三和等关系日本命脉的大公司原将本部设于大阪,但近年来却纷纷将其决策机构迁往东京。很显然,这大大推进了东京一极集中的进程。

   (二)作为东京集中化发展——国土偏极化倾向,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现代化的整体战略有着密切关联。

   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往往充满了激烈的紧张关系。“为争取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斗争(以及二者之间的斗争)往往发生在城市中。在任何社会里,城市都是现代化的中心。……一个民族要想现代化,城市必须走在前头。”[⑩]因此,在理解城市过密问题时,我们不要将其简单地视为20世纪晚期的现象,而要注意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发生的过程,破解其发生逻辑。如日本学者矢田俊文即认为“明治维新以来幕藩体制的崩溃以及强有力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是东京走向一极集中发展的远因。在这一意义上,东京走向一极构造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今日所说的东京一极化发展并未发生什么质的变化。”[11]日本历史上具有久远的“中央上位”思想,此种思想不仅表现为中央在军事、政治上的权威和优越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压倒的优势。“这种由‘都’而发出的文化之波,影响于国民意识,确立了中央优越的思想。对都文化,进而对都人产生了强烈的崇拜。对都这一地理空间也产生一种崇敬感。在日本历史上,早在奈良、平安朝即对都人的支配阶级地位表示承认。”[12]不过,值得特殊注意的是,日本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较强地方主义传统的国家,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不仅使日本地方保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地方经济得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系统。这使得在第一轮过密化浪潮中,虽然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但并未形成“东京一极集中”的格局。但由于日本现代国土形成是在中央集权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的城市发展主要是在国家主义的理念下进行国家运营的。作为其结果,国民的‘首都意识’极强。对中央权力的优越性认同较强。[13]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美国当代著名的城市研究专家萨森即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塑造东京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4]与日本相同,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亦多将城市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故出现了众多的超大型城市。尽管东京圈在不断扩大,但其空间总是会迅速地被新积聚起来的人群所填充而呈现出一种饱和状态。人们对东京的强烈的憧憬转化为一种住在东京的优越感,企业本部不在东京便不是一流企业。个人不住在东京,当然也不是一流人才。由此,即便多付出几倍的代价,也希望住在东京。当整个日本列岛为上述气氛所左右的时候,东京的过密和过大便很自然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三)从时间上看,战后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过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复杂变化。

   (1)战前日本的特殊性变化。

战后日本虽然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并对大都市的人口增长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但从总体上看,大都市的人口增长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从东京城市长时段的“膨胀史”中即可略见一斑。据日本学者伊藤善市统计,天正十八年(1590年),德川家康入府江户时,当时的江户不过是一“寒村”,但到宽文元年(1661年),江户人口已达30万人。到亨保六年(1721年),已成长为130万人(町人50万、武家50万、僧侣神官约30万)的大都市。当时欧洲大城市的人口分别是:伦敦70万弱、巴黎50万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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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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