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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美国宪法何以成为“活着的宪法”

更新时间:2014-12-03 22:48:23
作者: 李剑鸣  
奴隶制仅是部分地域的特殊利益,奴隶主集团极力利用宪法来维护这种不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从而使宪法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另外,宪法对联邦和州的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拥有特许利益的州和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和利用,从而使联邦主义不时发生危机。南部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主群体的利益,张扬州权,视联邦为州建立的松散联盟。在最初,北部和南部、联邦和南部州之间还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妥协。但是,到1860年,宪政体制内的谈判资源终于耗竭,双方不得不兵戈相向,展开了王希教授所说的“血腥谈判”。虽然“从体制上来讲,它是美国宪政的一个最大失败”,但这种突破宪政框架的利益竞争,在美国史上只是一种短暂的非常规现象。内战烽烟甫熄,叛乱诸州就被迫和联邦走上“宪政谈判”的道路,按照国会制定的条件和规则重新加入联邦,使联邦主义的原则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没有对叛乱者实行严惩,而是通过宪法程序逐渐将他们吸纳到合法政治的框架之中。这在本质上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当然,这是一种按照胜利者意志达成的妥协。

   美国宪政发展中另一个突出的变革,乃是权利的普遍化。在制宪时期,一些弱势种族、族裔和性别群体的利益遭到忽略或践踏;随着形势和观念的变动,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渐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多元利益的竞技场,对既存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以后,前黑奴进入美国政治社会,其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成为一个必须在宪政上和实际政治生活中加以处理的问题。虽然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承认和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但是,在宪法条文转化为宪政机制的过程中,遇到了种族主义和文化传统的顽强抵制,以致成为一纸具文。这是美国宪政史上少见的社会观念冲击宪政秩序的实例,使美国宪政一度处于严重考验之中。王希教授曾在他的英文著作《民主的考验:北方共和党人与黑人选举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而有新意的研究。直到黑人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发生观念转变,加上国际国内整体形势急剧变动,才最终促成了黑人民权的落实。黑人民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宪政秩序和社会变迁之间互动的鲜明例证,也展示了美国宪政发展的局限所在。另外如妇女的政治权利、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利等问题,在美国宪政秩序的演进中,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利益的重新组合,使社会格局更趋复杂化,不断给宪政秩序提出新的问题。其中意义最深远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力量重组,致使利益集团格局发生变化,像农场主这样的旧强势群体转入弱势,在利益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大企业主获得更大的势能,对政府立法施加影响,“从中获取进一步垄断市场和资源的机会”;工人这种弱势群体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向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发难。这种种变化引出了新的宪政改革话题。一方面,必须发挥原有的宪政机制,如国会对商业的管辖权,对经济秩序和劳工处境加以干预,通过适用公民权利原则来对工会的合法权利加以逐渐的认可和保障;另一方面,则须增添新的宪政机制,扩大民主程序,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清理政治腐败。这些调整和创新有助于诊治“工业文明综合症”,渡过美国在工业社会初期所面临的新难关。另外,冷战形成以后出现的反共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也曾使美国宪政陷入困境。最高法院这期间所审查的有关案件,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有时引发对利益的重新界定,这同样增添了适用宪法原则的难度。例如,在制宪和建国时期,人们认为自由的保障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作为,只有政府管得少,人们的自由才有保证。但是,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出现更复杂的格局,个人自由受到了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威胁,此时,人们便希望政府这个超越任何单一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多地介入社会事务,“充任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的协调人”,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保证个人自由。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宪政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个主题。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宪政难题是禁酒问题。根据19世纪初以来妇女和宗教团体对社会利益的认识,饮酒和酗酒是一种危害社会道德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罪恶,他们发动持续的禁酒运动,最终促成了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制定。但这种违背基本社会惯性的宪法原则,很快被社会所抛弃。这一宪政上的失败表明,企图用宪法来满足某种纯粹的道德要求,实在是窒碍难通的。

   所有这些受社会形势推动的宪政变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动摇美国宪法的原则和机制,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和更有生命力。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给自己设定了有序变革和不断更新的空间。美国宪政应对挑战的途径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同权力源之间的互动以及适时地修改宪法。相对而言,从宪法预留空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司法审查,对美国宪政的演进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意义,是美国宪政的重要特色。司法审查虽然总是受到时代形势、党派利益、观念分歧和理解差异的制约,不免出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混乱和尴尬,但从整体上说,它在许多关键的时刻维护了宪法原则,使确定的原则适应了多变的社会,帮助宪法成功地闯过了许多关口。举凡联邦和州的关系、奴隶制的存废、公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司法审查的参与。可以说,宪法的每一原则无一例外都曾作为司法审查的根据。尤有进者,通过司法审查实现了宪政改良,强化了宪法的至高权威,发展了美国的宪政文化,因为宪法在最高司法机构的判决中不断得到援引,等于是使其生命力和权威性得到反复强调。虽然这种司法审查带有贵族制的色彩,但由于它受到权力制衡、自我推翻判例和修宪程序等机制的制约,只在极少数场合出现了反社会的负面后果。

   三

   不过,再系统的政治理念、再完美的宪法原则、再完整的宪政机制,如果不切合社会实际,没有相应的民情作为支撑,也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宪政,因为行宪者乃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对宪法的态度和施行方式,决定宪政的成败。美国的制宪者虽然熟悉当时在欧美流行的政治理论,但他们都不是理论家,他们在制定宪法时固然有着坚实厚重的理论底蕴,但却是依据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实际理解、为了现实社会的当前利益来设计宪法的原则和机制的。制宪者的出色之处,并不是他们有着超常的政治智慧,而在于他们具有清醒的政治理性和务实的法律技巧,他们领会到,在美国这种社会可以实行何种形式的宪政,并将这种现实判断和当时可以利用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相结合,从而使自己的设计蓝图成功地转化为可行的宪政。

   宪法和宪政并不是同一回事。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没有成文宪法,却可能施行真正的宪政。成文宪法必须转化为宪政才具有生命力,而宪政的施行则必定和一定的宪政文化相连。许多国家之所以有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宗教;而在民主国家,对宪法的崇拜或许更像宗教。宪法的意义只有在得到承认和遵从时才能显现出来,宪法只有“活”在国民的心里,才能成为“活着的宪法”。在美国人心目中,宪法是“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他们对宪法的“景仰和尊崇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这种宪法崇拜正是美国宪政文化的核心。自殖民地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英国宪政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成文法(基本法),“赋予其几近神圣的地位”;进而形成了宪法至上、依宪行政的观念和实践,建立了不断明晰的“合宪性”概念。在反英独立运动中,经过和英国的政治辩论和对反英合理性的阐述,这种宪法观得到强化。在独立后各州的立宪和行宪实践中,宪政观念不断普及;而联邦宪法的制定、讨论和批准过程,则使美国人的宪政情结更加深化。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在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后,合宪性问题被不断提出和得到阐释,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巩固。国会立法必须合乎宪法,行政执法必须遵循宪法;由于宪法在精神和理论上是以“更高法”为背景的,故合宪就是合乎“更高法”,从而体现政治的终极合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宪法不单是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价值标准。这种宪政文化滋养了宪政,是宪政赖以生存和更新的根源。

   美国人这种对宪法的“宗教性”崇拜,和美国的宪法与宪政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在宪法的条文中,“自然权利”转化成了“公民权利”,而施行宪法所形成的宪政又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自由,这样就使宪法和“更高法”联系在一起,成为“自由的宪章”,具有了“神圣约束力”。制定宪法和施行宪政的目的,在于授予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的同时,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实施切实的保证。这一点并不仅仅反映在宪法的条文中,而更多地体现为宪政实践。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学理,更不是若干虚幻的许诺,而是基于“自然法”的具体权利。

   根据美国宪政,任何合理的利益都可以用清晰的法律语言表述为具体的权利。宪法授予政府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人民的权利;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免受侵害;实行分权是为了减少多数人剥夺少数人权利的可能性;“权利法案”限制联邦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而第14条修正案则授权联邦制止各州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和妥协,通常也是围绕权利问题而展开;在现有的27条修正案中,有16条和权利问题直接相关,其他各条则多为技术性改进或调整,故对宪法的所有原则性修订均和公民权利相关。在涉及美国宪法原则之适用和解释的司法审查中,权利也是一个中心议题。可以说,美国宪法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美国宪政的演进史也可以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原则与妥协》一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其正文用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直接讨论公民权利问题,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启示。另外,从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出,宪法的公民权利原则和保护权利机制的实际运作,往往受到体制(如联邦与州的关系、分权与制衡、政党政治、决策机制等)和利益集团斗争的制约,呈现曲折艰难、纷纭复杂的局面,存在许多缺失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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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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