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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翰:与余光中拔河

更新时间:2014-12-03 21:24:17
作者: 杨宗翰  

  

   杨宗翰: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博士候选人;玄奘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余光中”这三个字,代表着稳定一致的答案,还是更多的困惑与追问?

   身为写作者的余光中,三十年前在《守夜人》里便以“挺着一枝笔”的姿态宣告将“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事实证明,他到了七十岁生辰还能执笔赋诗,“剧跳的诗心∕自觉才三十加五”,更惊觉岁月越老,缪思竟才二十有七!(《我的缪斯》)。仅2003一年,他就出版了《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版)、《左手的掌纹》(江苏文艺版)和《飞毯原来是地图》(香港三联版),并获对岸《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颁赠“2003年度散文家奖”荣衔。[1]

   作为被评论对象的余光中,其“成绩”自然也不遑多让。提倡“余学”[2]最力的黄维梁(1994:4)赞誉余氏“在新诗上的贡献,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在现代散文的成就,则有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特为之编选《火浴的凤凰》与《璀璨的五采笔》厚厚二册评论集。考其附录之“文章目录”,评论、介绍、访问余光中其文其人,以篇数计竟超过600!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时更举办盛大的“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议程安排、论文内容等方面都可看出,余光中实已被尊为“沙田文学”祭酒。这位多产而不滥产的“华年”[3]作家,其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笔耕的坚持成为评论者心中“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

   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从年少时期就确立文学信仰的诗人,到了向晚时期还是对诗孜孜营求,这就是一项拼命的事业。在诗的迷宫里,我知道他有过挫折,也有过冒险,最后竟然开辟道路,造成风潮。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仍然可以预见,跨过七十岁之后,他还是会保持旺盛的创造力,还可以有许多作品问世。这不是事件,是什么?(陈芳明,1998:73)

   由前可知,作为一名当代文学创作者,余光中的确成绩斐然,一时无两。但这就是我们要的最终“答案”吗?殊不知太过稳定的“答案”,可能只是研究者丧失好奇与热情后的惯性产品。欲纠此弊,唯待后起者能提出更为有力的“问题”。故笔者此文尝试以“形象”、“评价”、“经典”三者切入、提问,或可视为“重新议题化”余光中其人其诗的一种努力。

   首论“形象”。《联合文学》在余光中七十华诞时策划过一个“诗的光中”特辑,内有一篇由曾淑美(1998)所撰短文《对我们而言,余光中……》。全篇不采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而重印象式描述,直言“余光中有点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道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的文艺青年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当时的“错综情意结”?我们经常幻想和郑愁予的浪子谈恋爱,陪杨牧学院派地散步,跟着杨泽一起宣称“我的祖国是一座神秘的广播电台”,到罗智成的鬼雨书院尽情发表悖论……可是可是,余光中有点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那时我们正热衷于复习乡土文学论战的文献,我的尴尬脸红,自然是因为阅读《狼来了》之后的副作用。不可以喜欢余光中的诗,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必然选择。(页74)

   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狼来了》,始终没有收入余光中任一本文集。此文发表后对余光中所造成的影响,容后再谈。作者曾淑美生于1962年,文中“我们”的所思所言,颇能代表台湾当代“六年级”女诗人对余光中的看法。

   余光中先生可能是诗坛上最具备“父的形象”的诗人。他的诗充满了阳刚特征:结构稳固、音韵铿锵、意象明快,而且意识形态始终与执政党相互辉映。在余光中的诗里,我们经历得到国族之爱、乡愁之美、爱情的咏叹,在最好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承担与勇气,可是,我们很少在他的诗里面经历叛逆与逃逸,所以,读他的诗有一种“追随”的快感,比较缺乏“反思”的乐趣。他的气质是儒家的、父亲的、支配的。(页74-75)

   关于余光中的评论文章汗牛充栋,多长于精品细读、剖情析采——当然,亦不乏运用(或滥用)理论之作。像前引这段文字能以如此“印象”笔触勇敢切入最敏感的评价与定位问题者,反倒非常罕见。所谓“诗坛上最具备‘父的形象’的诗人”余光中,在我辈这批“七年级”评论者笔下又会是何种形象?除了诗作的阳刚特征,保守的极右意识型态,儒家、父亲与支配的气质……在在皆“与我心有戚戚焉”外,余光中其人其诗在我辈心中,其实更趋近于“祖”。称其为“祖”,不是因为年龄或辈份上的差距,而是借自江西诗派“一祖三宗说”里的“祖”。[4]这里丝毫没有要把余氏与杜甫并比之意。事实上,我认为称余光中“在新诗上的贡献,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黄维梁,1994:4),作为赞词自无不可;视为定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勉强。余氏固然在全盘西化与保旧僵化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诗路,但除熊秉明所论之“三联句”外,我们很难认同余光中对现代诗有何“创体”或“确立”之功——将此评价移至余氏所撰之现代散文上,或许更为合适。

   “祖”当然是个被建构出来(而非自然而生)的尊称。最早欲尊诗人余光中为“祖”者不在台湾,而在香港。虽然余光中从来未以领袖自居,但他一直都是“余群”、“余派”、“沙田帮”乃至“沙田文学”[5]里声誉最隆、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头号代表。在台湾,虽鲜闻有自命“余群”、“余派”者,唯经余氏撰文品评后而开始广受注意的青年诗人,至少有方旗、方莘、方娥真、罗青等。[6]加上他的诗作又被选入中学国文课本,成为人人必读的基本教材,本地之“余风”显然未见停歇。当然,就像杜诗之笔法、风格与路数不是习诗者唯一的选择,余光中也不是我辈唯一的选择。但在台湾的诗∕文学爱好者中,有谁不知余光中大名?有谁不曾读过余光中诗文?这跟一个真正的传统诗爱好者,却一生不曾读(或习)老杜诗的机率一样小之又小!

   但别忘了,“祖的形象”也是压力的来源。余光中的存在,让我辈深刻自觉到一种晚生(belatedness)的焦虑。这位前行代诗人似乎已把诗创作的一切题材与技巧用尽,更俨然成为“诗传统”的化身。后起的当代诗人则像一个个具有俄狄浦斯情节(Oedipus Complex)的孩子,总以为自己活在传统强大的阴影之下,故其所思所想并非在如何继踵前贤,而是该如何另辟蹊径。要成为一名“强者诗人”,唯有进入此“诗传统”中并对之进行修正、位移与重构,[7]方能替自己开辟空间并摆脱晚生的宿命。这就是Harold Bloom著名的“影响焦虑”说(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余光中巨大的“祖的形象”,实为任何一部诗史皆无法轻易略过的景观。[8]

   曾淑美指出,读余光中的诗“有一种‘追随’的快感,比较缺乏‘反思’的乐趣”;其实,我以为阅读其诗作最直接的快感(或痛感?)无他,就是“焦虑”。后起的当代诗人读余光中,自然便带有“创造性校正”的味道。

   次述“评价”。诗一向是余光中的最爱,多年来他正是凭借着持续创造、经营与发表诗作,逐步建立起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伟岸身影。怎料在七〇年代后期诸多“非文学”因素影响下,“它”竟有过摇摇欲坠的危机!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联合副刊》登出余氏《狼来了》一文,其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工农兵文艺’正是配合阶级斗争的一种文艺”,并斥责“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之不是,迳言“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9]文章刊出后,部分文艺界人士深感恐慌。学者徐复观(1978:333)便认为《狼来了》作者“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气氛中会写作这类文章,其用心和目的恐怕并非一句“余光中反对专横和极权,反对文学艺术教条化,年前为了贯彻主张,竟发表了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10](黄维梁,1979:10)足以道尽。2004年5、6月间,陈映真在台湾《联合报》、赵稀方在大陆《中国图书商报》分别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与《怀想胡秋原先生》严词批判《狼来了》,余波荡漾,迄今未歇(距余光中发表此文已逾27年)。[11]

   《狼来了》事件之后,是“陈鼓应‘三评’余光中”所引起的震撼。1977年11月与12月,《中华杂志》接连刊登《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两文,并迅速结集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出版。78年,《三评余光中的诗》亦发表于《夏潮》第27与28期。作者陈鼓应原任职于台湾大学,后因“台大哲学系事件”被迫离开杏坛。三篇评文一出,文学界人士议论纷纷,支持陈鼓应批判余光中者固然大声叫好,而反对其论述者亦执笔痛斥陈氏好以偏盖全、断章取义,且于诗之修养明显不足。一时间竟有李瑞腾、黄维梁、司马文武、吴望尧、寒爵、姚立民、茅伦、郭亦洞、江杏僧、孔无忌、田滇、雷公雨、东方望、陈嘉宗等多位作者参与这场论争。除了台、港,连新加坡的《南洋商报》都刊载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在政治与信息重重阻隔下,中国大陆的媒体要迟至九〇年代初才开始对“陈鼓应‘三评’余光中”一事有所了解。[12]持平而论,陈鼓应虽非“诗坛中人”,亦无创作经验,但谁又能剥夺一名读者坦率发言与执笔论诗的权力?只要他能在撰文时提出己见,并进而努力论证,其见解与诠释至少就可“聊备一说”。问题是,他解诗的“视角”实在太过独特,[13]往往让笔者难以苟同。譬如被他批评为“色情诗”的《双人床》与《如果远方有战争》,我认为是余光中以个人私密情欲对抗国族庞大叙述的反战力作,陈鼓应(1977:32、33)却仅凭字面意义就断言余氏“生命中只有性”、“至于他为何一闻战鼓,便急于上床,这种‘创作动机’恐怕只有待于变态心理学家来给予分析了”更是令人不禁大叹:这样的“文学批评”,未免太过轻易!陈氏这三篇评论最大的弊病,正在于严重混淆了叙述学中的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别[14]——这样的“解诗人”陈鼓应,唉!

   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期间“狼来了”与“陈鼓应‘三评’”两事件的冲击,余光中在诗史∕文学史上的评价多少都受到动摇——这点于青年作家与读者间最是明显。例如在《镜子和影子》、《诗与现实》两书中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肯定的陈芳明,回忆起当时“在报纸上,我捧读着余光中所写的《狼来了》一文。文中的每字每句不再是召唤,而是一针针的刺痛。我站在三十岁的生命分水岭,回望成长时期的种种欢愉与苦痛。内心的惆怅远远超过了憧憬,我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向另一个山头。对于余光中的迷恋,我不能不毅然舍弃”(2001:193)。当时有许多文学青年像陈芳明一样选择了“告别余光中”,[15]其中一部份更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余光中曾提出一个有趣而严肃的问题:谁是大诗人?他认为“文学史该怎么写,以及某些次要的问题,例如诗的形式曾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等,都和这问题有极密切的关系。一个大诗人的地位确定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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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创世纪》第142期(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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