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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张光年谈周扬

更新时间:2014-12-03 13:29:37
作者: 洪子诚 (进入专栏)  
由于和周扬的密切关系,当需要了解周扬情况的时候,总会想到张光年。张光年集中谈周扬的材料我看到的有两份,一份是“文革”开始不久,他成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迫害,“造反派”要他写的《我和周扬的关系》的“交代材料”(当时印发供“革命群众”批判);另一是90年代初的三次访谈,访谈整理稿收入李辉编著的《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下面注释的是“交代材料”。1967年我读到的这份材料就不完整,现有内容主要涉及1956年以后到1962年的部分。和当时大量的检讨、交代材料一样,思维逻辑、用语、对事情性质的归纳,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当事人的处境。虽然如此,它对某些事实的叙述,也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也值得信赖的细节。因此,在《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书里,我在谈及鸣放和反右时期的《文艺报》时,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叙述。 下面,材料部分用楷体字,注释部分用宋体字以便区别。 我和周扬的关系(1969年12月9日) 张光年[注释1] ■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7号召开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同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注释2]。会上周(指周扬,下同)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底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周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因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1957年春天,周自己带头向党进攻,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大肆煽风点火,要求《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放毒草,说什么“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方法不适用了,但我们还是习惯那一套,赶不上形势。”又说:“知道是毒草放了,不是错;把毒草当香花放了,不算大错。放出来要不要批评?不能说不批评,但也不必忙。在夹缝中奋斗,逼着我们进步。”[注释3]四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为(原文如此——注释者)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注释4]这次他还要让《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文章。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注释5],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注释1]张光年(1913—2002),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3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40年代在延安、重庆、云南和华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代后,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著有《文艺辩论集》、《五月花》、《风雨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等诗集和文集。他在当代撰写的批评文章,除使用张光年本名外,还用华夫、言直等笔名。 在谈论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时,张光年不应被忽略。他担任1956年到“文革”之前《文艺报》的主编,参与周扬署名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1958)、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1960)、《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62)的写作。在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运动中,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①。 1949年以前,张光年以剧作家(著有《街头剧剧作集》)和诗人光未然(《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阿细人的歌》的诗和词的作者)的身份为人知晓;1949年以后,他成了从事政策性理论批评的文学批评家。尽管也有《三门峡大合唱》等诗作发表,但此“大合唱”(三门峡)水准无法和彼“大合唱”(黄河)相提并论。五六十年代,如果没有基本文学史知识,要把《五月花》跟《文艺辩论集》两书的作者当成同一个人,还需要一点想象力②。他自己说,周扬对他很信任,“喜欢我的笔墨”,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③。不过,在“十七年”中国作协领导层的几位批评家中,他“变坏”了的理论文字,总的来说,比林默涵、刘白羽、陈笑雨、陈荒煤、冯牧的略胜一筹,甚至也可以说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于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疯狂的地步”④——这些颇具匠心的叙述,在针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的“再批判”的一组文章中,大概只有张天翼的《关于莎菲女士》可以媲美。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反右、批判修正主义成为主潮的时代,当周扬等试图对激进路线作“纠偏”,修复这一路线后遗症的时候,张光年善于以周密、有弹性的文字,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执笔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⑤。 [注释2]肮脏的政治交易 指1955年到1957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领导层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上的冲突。“丁、陈、冯”指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周”指周扬,下同。北京东城的东总布胡同27号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所在地,后来作协搬迁至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 [注释3]作协编辑工作会议 1957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文学报刊编辑座谈会,有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诗刊》、《译文》、《新观察》、《中国文学》编辑部人员参加。作协第一书记茅盾主持。周扬、邵荃麟、老舍等出席。张光年这里“交代”的事实,与当年《文艺报》1957年第4号(4月28日出版)本报记者黄沫《编辑工作一定要适合当前新形势》的报道,在事实上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对事件性质的评价。《文艺报》的报道称,编辑会议上,“周扬认为,我们目前所存在的根本是思想问题,即思想落后于形势。他说,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突出的问题,可是对于这种新的形势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大放还是小放’?周扬说,当然是大放。对人民只能讲民主,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所谓放,自然会放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这决不是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为了‘钓大鱼’,放出来好‘整’……” 【注释4】督促文艺报放毒 20多年后的1992年12月7日,张光年接受李辉访谈时说:“周扬长期不到《文艺报》编辑部来,但1956年底开始要鸣放时,他却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他说:‘放是错误,不放也是错误,而且是更大的错误。’我估计这是毛主席的原话。”⑥“侯”指《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张光年的说法在时间上可能有误,应该是1957年4、5月间,而不是1956年底——那个时候整风鸣放尚未开始。 [注释5]丁玲访问记 当时丁玲在颐和园的疗养所疗养。《文艺报》记者陈骢访问记《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刊登于《文艺报》1957年第7号(5月19日出版)。发表这篇访问记用意其实不在提倡什么“深入生活”,而在抚慰1955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而怨愤的丁玲。陈骢为杨志一笔名。杨志一(1926—2006),湖南芷江人,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0年到《文艺报》工作,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担任通讯组、文学评论组、理论组组长。 ■文艺界右派大鸣大放期间,正面临着主席在延安《讲话》发表15周年,《文艺报》为了装潢门面打算用两三期的篇幅大肆纪念发表社论,还准备找一些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写纪念文章。1957年4月25日上午,我带着很多设想的计划去找周扬,向他请示。周否定了我们的计划,他说:“现在整风广开言路,《讲话》不必大肆纪念,不要逼着人家表态。现在是你们这些人在搞作协,搞文艺报,要特别注意团结,不要使人感到一朝天子一朝臣,团结的方面要越广泛越好,由远而近,由疏到亲。”关于社论,周授意,“把重点放到配合整风上,不要重复地去讲一些老话”。当时我已坠入右派立场,便极力领会周扬的意图,挖空心思写出了那篇极端反动的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注释6],假借纪念、还有整风和《讲话》15周年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号召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篇反动社论,经周扬审阅过。 [注释6]1957纪念“讲话”社论 根据周扬的指示,在5月19日出版的1957年第7号《文艺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特辑”的专栏上,除刊发周立波、丁玲、刘白羽等解放区作家的纪念文章外,也发表了“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的团结对象,如熊佛西、朱光潜、陈梦家的文章。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的“极端反动”的观点,主要是:“……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因此,要“经历一次新的革命洗礼”,在整风中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对我们事业的“祸害”——这些话应该是周扬传达毛泽东1957年1月到3月在各个场合讲话的观点,可是到了1966年,性质就变成了“极端反动”。 ■1957年春天文艺报改出周刊,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注释7]。当时周扬要求《文艺报》办成苏联《文学报》那样“权威性的报纸”,先出周刊,后出三日刊,归中宣部和作协双重领导;《文艺报》和中宣部合办一个印刷厂(印厂后来交给中宣部了)。周还让中宣部干部处为《文艺报》调集100人(包括文艺报编辑部原来的20余人,改版时达到80人);又从中宣部抽调出陈笑雨来做副主编并社会生活部主任,抽出钟惦棐担任编委兼艺术部主任,从人民日报文艺部抽出萧乾来作副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当时是要大干一番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和歪曲党的二百方针,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为黑帮招降纳叛,扩大反党队伍(所谓“由远而近,由疏到亲”);用筹备期间的周扬的说法则是“通过文艺批评这种社会方式实现中宣部对文艺的领导”(1957年初在他家里这样讲的)。周扬指定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和我一起搞改版的筹备工作,表示他对改版的重视。周扬在作协编辑工作会议上极端反动的讲话,事实上成了《文艺报》周刊的编辑工作方针。我在写社论时和在编辑部谈话时经常援引它,并且按照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加以发挥。例如我当时在编辑部讲过这类极端荒谬的话:“为了反教条主义,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二百方针是文化上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文艺报是统战刊物,应该反映出作协的统战性质”。周扬很重视社会生活版,他当时嘱咐我和陈笑雨说:“社会生活要力避空论,不要只讲好话。”周也重视报导版,说“《文艺报》要经常宣传我们文艺工作的成绩”。 [注释7]《文艺报》改版 为什么是个“大阴谋”,张光年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文艺报》从1957年4月14日开始到该年年底,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周刊,16开本改为8开本,每期16页,至1957年底改版的《文艺报》共出版38期。改版的《文艺报》总编辑为张光年,副总编辑为侯金镜、萧乾、陈笑雨,编委为王瑶、巴人、华山、陈笑雨、陈涌、侯金镜、康濯、黄药眠、张光年、钟惦棐、萧乾。由于萧乾、钟惦棐、陈涌、黄药眠等在反右运动中都被定为右派(《文艺报》编辑部其他成员被定为右派的还有唐因、唐达成、侯敏泽等),11月10日出版的第31号版权页上,上述诸人从副主编和编委名单上消失;编委名单改换为:巴人、公木、王瑶、严文井、陈笑雨、陈荒煤、侯金镜、张光年。改版的1957年的《文艺报》,呈现了活力,但也引发最多争议。1958年起,这个实验终止,刊物又改回16开本半月刊。此后,在许多(当然不是全部)时间里,它不是平庸而四平八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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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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