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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从政治建设方略角度理解和拓展"中国梦"的内涵

更新时间:2014-12-02 19:48:50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之所以主张从政治建设方略角度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是因为从近代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代中国现实要求、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等来看,它都居于主导和优先的地位。起步于1840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建设的目的性标示,它蕴含的是国家、民族和公民面临的漫长而全面的社会性变革,意味着必须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政治建设方略来看,可以从"现代国家构建"、"现代社会转型"与"现代公民培育"三个维度来审视乃至评判"中国梦"之实现状况。它也表明,以政治建设方略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其内涵既不是对"传统"(以孔子的"小康"为代表)的无条件回归,也不是对"现代"(以美国现代化模式为典型)的盲目复制,而是对二者的超越。

   关键词:政治建设方略 "中国梦"传统现代

      

   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此后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多次阐述,集中代表了官方对"中国梦"内涵的理解。如果说"中国梦"是由每一个中国人(官方与非官方)的梦汇聚而成的,那么就不仅意味着"中国梦"内涵的多样性,而且也意味着对"中国梦"内涵的理解的多样性。本文就试图从政治建设方略的角度来理解进而拓展"中国梦"的内涵。

  

   一、为何从政治建设方略角度理解"中国梦"的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属于国家之梦、民族之梦和人民之梦,这是从"中国梦"承载的主体来说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是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来说的。我认为,还可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即"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梦"。其理由在于,这样理解的"中国梦"更显实际,更显活力,也更显希望。这样理解的"中国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起来,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幸福与尊严休戚与共。从治国理民的方略来说,经济建设是基础,文化建设是血脉,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而政治建设在我看来是事关全局的根本性要素,更具优先性。具体而言:

   1.从近代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方面看,中华民族复兴的首要议题即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转型,而政治建设方略问题贯穿始终。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被裹挟进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之中,传统的王朝体制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巨大障碍,政治精英和思想先进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先后提出并尝试实践君主立宪改良、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法西斯独裁体制等各种政治建设方案。可以说,政治建设方略贯穿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始终。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历史关节点都凝聚了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智慧和具体谋划,然而受社会现实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蒋介石、戴季陶、胡适等人关于中国政治建设的思考并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政治建设实践也必然出现错误和偏差。总之,无论是清王朝自改革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没能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民主革命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历史经验证明,以何种政治建设方略引导中国决定了转型的基本面貌。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政治建设方略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顺利推进。

   2.从当代中国现实要求方面来说,设计合理的政治建设方略,构建优良的公共生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性要素。政治建设方略主要关涉如何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优良的公共生活。它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公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其二,公共权力运作的有效性。公共权力具有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和顺畅的运行能力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障,二者共同塑造着国家政治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发展步骤、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就中国而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公共理性的代表者,它们构成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同时,党领导下的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按照现代政治权力运行规律,在制度供给、政策执行、司法公正、纠错问责等各个方面运行是否有效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构建优良的公共生活,实现政治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识之一,更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关键性要素。

   3.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政治建设方略具有相对优先地位。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以政治力量为主导,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共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首先缘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运作上的自我纠错和政治思维上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向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建设中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方略。当下中国,深化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优先规划政治建设方略问题。可以说,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谋划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建设方略的表现。总之,政治建设方略先行是解决中国一切重大事务的现实需要,进而也必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二、从政治建设方略的三个维度丰富"中国梦"的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路起步于1840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开端。这个开端不仅仅具有时间性意义,而且更具有深层、深刻的社会性意义。因此,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建设的目的性标示,它蕴含的是国家、民族和公民面临的漫长而全面的社会性变革。因此,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在国力上超越以往的盛世王朝,而且必须要迎接、认识、解决来自欧风美雨的挑战,更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何通过政治建设来推动政治的现代化,属于这转型过程的题中之义,也就自然属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必有内涵。从政治建设方略的角度来看,我们应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审视乃至评判"中国梦"之实现状况,这就是"现代国家构建"、"现代社会转型"、"现代公民培育"。而这三者的不断推进及其实现,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尤其是政治建设的内涵。

   1.现代国家构建。构建现代国家在今天虽已成为共识,但这种认知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如何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阐释现代国家的内涵?其二,如何以适合中国的方式构建现代国家?众所周知,我们关于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全部知识均来自西方世界,如何理解、接受以至于构建现代国家更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就对"国家"概念的理解而言,严复大概是近代中国较早明确界说"国家"的思想家。早在甲午年间,他便说:"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1]辛亥前后,有人撰文言:"有宇宙而后有生物,有生物而后有人类,有人类而后有国家。国家者,以人民为本位,有主权为之统治机关,有土地为之生活场所。是故,人之为义,与物为相对的两体;民之为义,与国为绝对的一体。"[2]有的认为:"国家之有政治,其目的安在?曰一以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以谋组成国家之分子之发达。"[3]从这些表述不难看出,时人一开始就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来思考现代国家的内涵问题。在整个近代中国,孙中山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阐述可以说达到最高水平。他矢志不渝以求共和国家的实现,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建国三序"的政治建设方略。然而,由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历史却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既已确立,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道路选择上,从传统王朝体制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核心表现,我们曾尝试过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不断试错中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选择的转变也正是现代国家这一西学话语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事实证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唯一正确选择。从宏观维度看,构建现代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切实发展道路。

   2.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王朝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表现为家国同构,国家以家族为构成的基本单位。近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曾将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认为伦理关系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纽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之间的交互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情谊。他们对传统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判断,无疑具有相当高的合理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成为国家(王朝)与个人之间的中介,转入现代社会则明显表现为从"中介"走向"两极"的过程。家族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在现代转型中出现的以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共识等因素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政党取代了传统政治中皇帝的地位,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取代了以伦理为基础的各种治国方略。政治生活表现为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博弈过程。反过来说,社会转型也使得包括政治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更加完善,它们逐渐成为推动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推动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构建现代国家的目标之一即构造与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组织及其运行规则(法律)是支撑现代国家运行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中观维度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必然需要构造一个更加和谐有序、充满活力、开放自由的现代社会。

3.现代公民培育。个体与国家二者谁具有优先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话题,持不同政治价值观点和立场的人会有各异的选择。然而,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国家和社会由每个现代公民所构成,国民是否具备现代意识决定了该共同体是否可被称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对于习惯以臣民自称的中国人来说,"公民"属于舶来品。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公民及其内涵才在精英群体中得到传播。中国真正开始公民意识培育经历不到百年,近代思想先进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尤其重视对民众进行现代政治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在他们看来,培育现代公民是营造现代政治生活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如,梁启超说:"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4]为此,他提倡"新民"思想:"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5]在他看来,中国人需要通过"淬厉其本有"(继承固有文化的精髓)和"采补其所本无"(吸纳西方新思想)培育自由独立的人格。除了我们通晓的思想家之外,中国的报纸上亦出现大量关注和宣介个人权利的文章。如有人撰文道:"(中国人)数千年固不知民权二字为何物也,骤以民权之说相提倡,其不指为大逆不道者几希,欲竞其说,谁为卒听乎?至于听者无人,其说之不昌也。"[6]还有人说:"权利在手则生,不在手则死,到了生死关头,方知道天地间再没有比权利大的了","今日非竭力保守权利必不能立于地球之上,非使中国人人都有保守权利的能力,必不能救中国之危亡。"[7]他们看到权利对个人和国家的意义,因为"今日之世界,一权利竞争之世界也。故其国民权利思想愈发达,则国愈强,反是者必为人所制,而陷于危亡"[8]。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民族性,培育具备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新国民更是思想界的热点话题。在这场"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9]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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