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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

更新时间:2014-11-28 20:00:06
作者: 池子华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对近代打工妹群体就业路径进行考察。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打工妹求职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社会关系网甚至成为她们求职的“路径依赖”,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用工单位主动“出击”招工,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招工是“职求”的基本途径,而在招工名义之下,形成了多种模式或路径,其中委托代理、“养成”招工、招考为基本模式。同时,劳务中介也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牵线搭桥”,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劳务中介在近代长三角城市中最常见者莫过于荐头店和职业介绍所。如果说荐头店是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家庭的桥梁的话,那么职业介绍所则为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工厂、企业等更广阔的领域搭建了平台。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她们无论来自长三角本区,还是区外,都渴望谋得一份职业,或者被职业配置到适合她们的岗位上,如时人所说,“很显然的,女工在合乎她们性格的职业里就业,也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人选职业?抑或是职业选人?……出于职业的性质,而挑选着不同的人来从事生产,为什么女工多集中在纺织工业中,而在其他的工业如机器印刷等就很少了?不是可以说明职业挑选着不同性别的工人吗?”[1]这里的“人选职业”、“职业选人”固然是就打工妹的职业状况而言,但另一方面,“人选职业”和“职业选人”,换句话说“求职”和“职求”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求职”的历程,曲曲折折,充满艰辛。“人选职业”--“求职”,体现出打工妹的主动性,而“职业选人”--“职求”则体现出用工单位的主动性。路径不同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实现人与机器或者说人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本文就“人-机”结合实现的路径进行探索,以揭示打工妹群体在长三角劳务市场上的沉浮。

一、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群体中,个体的自主进入和随家庭的迁移,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从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农民“离村”进城规模调查统计中可以折射出来,统计资料经简化,列如表1②。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1)地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全家离村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7.2%,也就是127087.3家635436口,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合计为48.5%,也就是91722.2家458611口;江苏离村青年男女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72.7%,按一家有一人离村计算,则489327人中有355741人流入城市,这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事(即农民工)两项合计为57.4%,计280874人。(2)同属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全家离村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2.7%,也就是46049.4家230247口,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合计为43.5%,也就是31948.1家159741口;浙江离村青年男女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9.3%,按一家有一人离村计算,则150886人中有104564人流入城市,这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事(即农民工)两项合计为52.8%,计79668人。(3)江浙两省合计全家离村进城打工和谋事的农民工平均为45.5%,青年男女独自进城打工和谋事者平均为55%,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省尤为“抢眼”。(4)尽管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统计不够精确,如非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淮北地区无法剥离,也没有区分性别,但个体的自主进入和随家庭的迁移这两种形式都很普遍,则是毫无疑问的。长三角地区进城打工和谋事总数超过百万的农民工中,根据已有研究③,打工妹显然超过一半。

   自主或“随(家)迁”进城务工的打工妹,走出熟悉的乡村,来到陌生的城市,那么她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求职”实现“人-机”结合的呢?陈达先生的调查,给我们呈现出这样一幅“关系网”,如表2④。

   表2可见:(1)由乡友介绍入厂者为最多,计66人,占32.8%,次为亲戚介绍者,有57人,占28.4%,而招考入厂者仅4人,占2.0%。(2)具体到女工,乡友介绍和亲戚介绍各16人,分别占女工总数的26.2%,两项合计即超过了50%。(3)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打工妹在女工中所占比例,但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乡友、亲戚亦即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求职目标,是最主要的路径。这一结论,从卢汉龙先生的追踪调查中可以得到证实,如表3⑤。

   表3所列统计结果,尽管不是针对打工妹的专门调查,但85%以上来自“农民”和“非技术性工人”,打工妹自然也在其中。统计说明:(1)通过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第一项工作占绝大多数,总体达70%以上,这与表2所反映的情况是吻合的。(2)男女在社会关系的利用上各具特点,男性工作以亲戚介绍居多,女性以朋友介绍居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按照卢汉龙先生的解释,“这是和男女来沪的先后不同有关。因为男的一般比女的先来上海,或先设法找工作。所以一般讲来,一家之中第一位出来的往往是依靠亲戚找工作,在沪立足后再靠朋友为家中其他人介绍工作。”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忽视的事实是,在以轻工业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求职比打工仔更具有优势,机会多,成功率高,通过打工妹扩编关系网络,是顺理成章的。(3)无论是男是女,利用市场关系来直接找到第一份职业并不多见。表中通过“应聘”、“报考”、“自己开业”等市场方式获得职业的总数大约占十分之一。这与表2“招考”的情况类似。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虽然市场化程度可以堪称全国第一,但在谋业渠道上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关系还是相当的传统”⑥。上海如此,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上述事实说明,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打工妹求职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社会关系网甚至成为她们求职的“路径依赖”,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强化。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间的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⑦。而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⑧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即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求职依然寻此“捷径”。总体如此,也有许多“个案”可以验证这一点。

   个案一:博古夫人刘群先,1907年生于无锡北门外刘潭桥黄岸头村,“1924年,经村人介绍,刘群先至无锡庆丰纱厂做工,后转至申新三厂。1926年初,刘群先进德兴丝厂工作”。她是无锡工人领袖,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在《续西行漫记》中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苏区妇女阵线的刚勇领袖”⑨。

   个案二:陈阿珍,来自绍兴,她告诉采访者说:“我的父亲在浦东开小铁定铺,母亲在(英美烟公司)浦东新厂三车间女拿摩温家里帮佣,因为家里开支不够,我十岁时,母亲就托那个拿摩温代我讨到了一块工牌,我就进新厂三车间做工了”,而且“三车间有不少工人和我一样是绍兴同乡,也都是通过那个女拿摩温祝阿珍以同乡关系介绍进去的。”⑩

   个案三:上海永安绸厂女工某某,采访时30岁,未婚。当采访者问她谁介绍她进厂做工的,她回答说:“亲戚”(11)。

   类似上述案例不胜枚举,由此不难想见社会关系网络之于打工妹“求职”的重要意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在这样的国情之下,与其说打工妹“求职”,不如说“求人”更贴切。

   总之,在近代长三角劳务市场上,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导致社会行动者--打工妹社会关系网络的纠结缠绕,在阻滞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同时,也使她们“作茧自缚”,产生“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表明,近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育成长,可谓“路漫漫”。

二、招工:“职求”的三种模式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求职”固然是打工妹城市就业的主要渠道,但另一方面,用工单位主动“出击”招工,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经由此种路径,资方满足了用工需求,而打工妹则实现了进厂做工的目的。

   招工是“职求”的基本途径,而在招工名义之下,却形成了多种模式或路径,其中下述三种是主要的:

   模式之一: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就是资方委托工头“包揽一切职工招雇、解雇及发放工资等事,与职工有关的一切责任,都由工头承担。”(12)由此形成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颇为流行的“包工制度”。

   包工制度盛行于工厂、矿山、铁路、码头等许多行业,而在近代工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更是招工的“路径依赖”。“在上海或其他工业中心,凡需要大量劳工的工厂,尤其是纺织工厂及外人所开设的工厂,招募工人,往往由包工头包办。”(13)上海甚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包工制度仍是招工的主要形式”(14)。许多打工妹正式通过这种形式被招入工厂的,她们被俗称为“包身工”。

   包工制尤其盛行于打工妹集中的纺织业(15),“在上海或其他工业中心的纺织工厂,大部分的工人是由包工头(如同在上海最著名的包饭作等)经手招募而来”(16)。如上海申新纺织公司第九厂,“全厂约有工人三千余,包身工约占一千二百人,由二十个包工头领带着”(17)。这其中就有不少打工妹。

   包工头在“招工的时候,有的是由厂方正式委托,代为招募”,有的因为包工头“在厂里有相当的地位历史,自行招募而来”。他们“多由厂方贴予旅费”,而后“至附近各乡引诱招募”(18),谓到上海“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19)。一些少女惑于他们的甜言蜜语被“引诱招募”入厂。

   包工制是工业化初期较为普遍的劳动组织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然不宜全盘否定(20)。但“这些工头,大都有地区恶势力,广有党羽。厂内工人都由他们介绍招收。他们纳贿受礼,作威作福,掌握工人的命运。这种工头制是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十分落后的体制”(21),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以及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大相径庭。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包工制日益式微。“很明显,这种制度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要经过包工头分赃,这是资本家所不愿意的。今天,一方面失业工人增多了,另一方面农村破产涌到都市找工作的农民激增了,这样一来,资本家为了赚洋钱,取消了包工制,不怕麻烦的直接雇用工人进行生产了。”(22)包工制走向衰落势所必然。

模式之二:“养成”招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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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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