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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更新时间:2014-11-25 21:41:32
作者: 许结  
溯源诗骚,而变本加厉。”[9]缘此特性,葛洪认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抱朴子·钧世》),刘勰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所以在汉赋创作中,各种修辞方法诸如“比喻”、“摹状”、“仿拟”、“拈连”、“讽喻”、“夸张”、“复叠”、“对偶”、“排比”等等,应有尽备,只是在具体地运用中,更注重比类的意识。

   从汉赋的为文之法观其修辞与比类现象及其原由,可撮要作三方面的分析:

   首先是小学的基础。汉赋大家多为小学(语言学)家,如《汉书·艺文志》记司马相如、扬雄的小学成就:“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这也造成了“前汉小学,率多玮字”(《文心雕龙·练字》)的现象,这种堆积玮字如同“字林”的现象,又突出表现于汉赋创作中。对此,简宗梧从相如赋篇的异文、文字演化现象、人心好异等方面探讨了汉赋玮字的形成,特别是从语言学原理提出其玮字的大量出现在于“孳乳”、“转注”、“緟益”三法,是精辟而周备的。[10]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写上林之水“八川分流”一节,其中描写“水声”,则有“沸乎”、“彭湃”、“滭弗”、“宓汨”、“泌灐薄ⅰ澳嬲邸薄ⅰ皾囦!薄ⅰ颁桢ā薄ⅰ拜拜啊薄ⅰ盀崬暋薄ⅰ俺脸痢薄ⅰ耙??薄ⅰ芭榘酢薄ⅰ百甑L”、“潏潏”、“淈淈”“汩X(编辑注:X是氵急左右构成的汉字)”等;描写“水势”,则有“暴怒”、“汹涌”、“偪侧”、“横流”、“转腾”、“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盩”、“踰波”、“趋浥”、“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坁”、“注壑”、“霣坠”、“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漂疾”等。这里用了大量的玮字,以创造一种听、视觉效果,这既是人们往往批评汉赋“诡异”的原因,也是由赋的口诵与描绘性特征所决定的。

   同样,汉赋写“山”,于其形状就创造出大量的词语。我们综观相如《上林赋》、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等对山的描写,比如仅写山之“高峻”,就有“巃嵸”、“崔巍”、“崭岩”、“嶻嶭”、“嶊崣”、“崴磈”、“崇隆”、“崔崪”、“峍崪”、“崱屴”、“崛岣”、“岑崟”、“峥嵘”、“藏崔”、“嶕峣”、“峣崯”、“嶜岑”等二十余词语,或同形增益,或同声假借,皆以类相从,在汉赋的名物系统中,又衍生出“形容”词的系统,以凸现铺采摛文、踵事增华的文体特征。

   其次是经史的汇集。章学诚说“著作衰而有文集”,换一种说法,可以说经史衰而有诸子,诸子衰而有汉赋,而汉赋家居后,却有兼综之势,故其比类特征,又体现在对前人诗骚、经史、诸子的兼取并容,由于赋家多为礼官,所以创作中汇集经史,最为突出。在汉代游猎、京都、宫室类的体物大赋,引述先秦经史典籍,举不胜举,即如言志类创作,如张衡的《思玄赋》,也好引经史,以助其词。据笔者统计,《思玄》一赋,直接引用和明显仿其句意的文献29种,158处,即《楚辞》63处;《毛诗》20处;《韩诗》1处;《周易》9处;《尚书》5处;《礼记》4处;《左传》10处;《公羊传》1处;《国语》1处;《论语》2处;《孟子》1处;《尸子》2处;《老子》3处;《庄子》4处;《列子》1处;《山海经》6处;《淮南子》10处;《吕氏春秋》2处;《周髀》1处;《史记》1处;《汉书》1处;《逸诗》1处;《太玄》1处;方士书1处;纬书1处;宋玉赋1处;相如《上林》《大人》赋各2处;扬雄《甘泉赋》1处。[11]在数量上看,征引文献达千言,接近全赋文字的一半,其中最多的是先秦经史著作。这种广泛征引经史的方式,也就形成了“事类”的特征,从而使汉代赋家的写作本身就构成了对前人“文”的汇集。

   其三是汉赋的修辞法则。如前所述,汉赋修辞方法很多,可与“文”类最直接的是铺陈、典雅与错综。汉赋最突出的修辞法则就是铺陈,由于铺陈也就出现了大量的修饰性词语,诸如形容词、象声词、重叠词、连绵词等。如王褒《洞箫赋》,就铺排了大量的连绵词,如“敷纷”、“扶疏”、“旖旎”、“浑沌”、“潺湲”、“漫衍”、“鸿洞”、“婆娑”、“澎濞”、“慷慨”、“参差”、“彷徨”、“澜漫”、“阿那”、“迁延”、“逍遥”、“踊跃”、“踌躇”、“稽诣”等三十多个词,或双声,或叠韵,摹画出洞箫的声乐。由于汉赋创作是源于口语,多有俗语、俚语及大量方言,而落实于文词,往往又要经过一种修饰性的雅化过程,这也增添了名物词汇和各项事类。其中有两种常见的方法:一是以古代的专用名词代替普通名词使用,如用古代的著名人物指代普通人物,用古代的精良宝物指代一般事物。例如:

   伯乐相其前后,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季为之右。(枚乘《七发》)

   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扬雄《河东赋》)

   由基发射,范氏施御。(班固《东都赋》)

   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班固《西都赋》)

   其中伯乐、王良、造父、羲和、颜伦、范氏等,皆古之神话或历史上识马善驾之人,而隋侯、明月、火齐代指珍珠,悬黎、垂棘、夜光代指宝玉,均属此类。二是用古代传说中的精美名物作现实同类事物的修饰语,以产生联想,增加文词句意的典雅色彩。例如:

   驾驯駮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麾)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司马相如《子虚赋》)

   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上林赋》)

   前写楚王狩猎之装备,后写天子校猎之仪仗,皆借修饰语以骋其铺张之势。而汉赋作家采用的错综之法,也增添了事类和物象。如相如《上林赋》写车马出行谓“徒车之所轥轹,步骑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其“轥轹”、“蹂若”、“蹈藉”皆覆压意;又写宫廷奏乐谓“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其“声”、“乐”、“音”皆指声乐,而因主语不同加以变化,使文词更为雄张而汪秽。由此诸法,在客观上汇聚了大量已有的成语和典故,形成修辞与比类的关联。

   正因为汉赋的这种对名物、词语与事象的汇聚功能,我们又可以通过汉赋家的创造看到文章学意义的两大转变,一个转变是由口语到文词,即由口诵到文本写作,这恰是汉赋文学形成的过程[12];一个转变是由散学到汇学,即由汉赋家将很多零散的词语加以汇聚,从而完成了繁富汪秽的新文体。而这两种转变,又取决于汉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文”之发展的贡献。

   四、从“文言”到“文类”

   文学的主观性在“情志”,客观性在“事物”,汉赋“类书”说的产生,正在于汉人对文学客观性“事物”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在文学创作领域,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礼记·乐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诗品序》),乃为共性,然汉赋之于“物”与“事”,要在铺陈,即采用“比类”方法,从而形成“文类”现象。

   了解汉人作赋的“文类”意识,首先当明瞭汉赋与“文言”的关系。可以说,汉赋正是由“言”(口语特征)向“文”(书面写作)及“类”(铺陈事物)转变过程中的文体形式。关于言与文,清人阮元有《文言说》一篇推述孔子作《文言》之意,并区分言与文云:

   《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13]

   正因修饰言词而为文,阮氏又说:“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就汉赋的创作而言,由西(汉)而东(汉),也有多单词为意到多对偶为文的变化,即由口诵向文词的衍进,然从词之修饰为文而论,楚汉辞赋又是早期文人化创作以修辞为艺术的代表。所以后世针对辞赋为代表的“崇尚修辞”传统,往往并不讨论言与文之本源,而尝归之于“言”质致用而“辞”文浮虚的评判。近人刘师培《左盦集》卷8《广阮氏文言说》推阐阮氏“以俪词韵语为文”之说,并通过文字学的证据,认为阮说“推阐弗详”,又提出“文”与“语”的不同,如论“赋”有云:

   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辨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沈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14]

   他认为西汉有“文”、“语”二体,并从历史的变迁以说明西汉“文”中有“语”,东汉“易语为文”。就赋体发展的历史而言,其说符合实际情况,再结合其“修辞”为“文”的考源之论,其谓扬、马“非徒词主骈俪”,也“冠冕西京”,主要在“沈博典丽”,其中即含有“文”之确立与“类”化的特征。

   汉赋作为文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博丽”(文词繁富)的文本形式,实与汉人的“知类”精神及思维方式相关联。冯友兰考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5],换言之,是汉人将先秦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了一种“类”的意识。其中最典型的是董仲舒所建构的经学化的宇宙图式。他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论天、地、君、臣,即以“天”之“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相承”、“为刚”、“成岁”、“生杀”之用,与“地”之“事天”、“养阳”、“为忠”、“为信”、“藏终”、“助明”、“助化”、“致义”之用,通过“取象”、“比类”之法,形成异质同构联系,并将天、地、人、阴阳、五行合成“天之数”,其中五行(木、火、土、金、水)与司行之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空)、行为规范(仁、智、信、义、礼)类比、综合,形成完整的政治社会秩序与道德思想结构。在此大框架中,他于《春秋繁露·玉杯》对六经之用作出结构化的排列: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如果再结合汉人政治观的“三统三正”、“五德终始”说,《易》学观的“四正卦”及“七十二候”说,汉人对知识的类型化,是最为明显而突出的。

   由此再看汉代赋家对名物、典故、词语、事类的系统化处理,即《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条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也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正是这种“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心雕龙·诠赋》)的立赋“大体”,使汉赋创作形成“类型化”特征[16],而中国文学发展到汉赋,也就进入了一个“文类”的时代。缘此,汉赋彰显的是对“物态”与“事象”的描绘,至于文学偏重对“物性”与“事理”的阐发,则有待于东汉以后纯文人化创作的出现。

   注释:

   ①曹丕《答卞兰教》,《三国志·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

   ②相关文献详见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清光绪戊子仲春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③以下所引汉赋作品,均取自《文选》李善注本。

   【参考文献】

  

   [1]陆次云.与友论赋书[A].北墅绪言:卷4[M].

   [2]浦铣.历代赋话:卷首[M].清乾隆53年复小斋刻本.

   [3]程先甲.金陵赋[M].清光绪丁酉年傅春官刊本.

   [4]欧阳询.艺文类聚:卷首[Z].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65.

   [5]徐坚,等.初学记:卷首[Z].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

   [6]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7]刘师培.论文杂记:14[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许结.汉赋与礼学[A].赋体文学的文化阐述[M].中华书局,2005.

   [9]霍松林.辞赋大辞典:卷首[Z].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10]简宗梧.汉赋玮字源流考[A].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M].文史哲出版社,1980.

   [11]许结.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J].社会科学战线,1998,(6).

   [12]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J].国文月刊,(59)(1947年).

   [13]阮福.文笔考[M].丛书集成初编本.

   [14]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A].左盦集:卷8[M].刘申叔遗书本.

   [15]冯友兰.别共殊·贞元六书:上[A].新事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6]万光治.汉赋通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M].巴蜀书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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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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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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