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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国民党清党:担心共产党抢地盘

更新时间:2014-11-24 00:14:08
作者: 沈勇平  

  

  

   本文节选自《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蒋介石要进行清党,从理论层面说,是因为共产党要进行共产革命,与其先前加入国民党承诺进行国民革命相违背,也就是说,你共产党从属于我国民党,我就容纳你,你若鸠占鹊巢、反客为主,要我国民党听命于你,那就对不起了,我就要赶你走,你不走我就动武;从现实层面看,在上海的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领导权,成立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不受国民党的指挥,就对蒋介石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同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蒋介石清党的第一步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而催化清党的因素:第一,是鲍罗廷搞的迎汪倒蒋活动;第二,中共企图控制上海。鲍罗廷的分化手段,表面上是加剧了他与蒋介石的冲突,而实际上也加剧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中共企图控制上海及租界的野心,让蒋介石和上海的本土势力(包括帮派)寝食难安,因有武汉收回租界在先的惨重教训,对赤祸恐惧的外国列强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支持者。

   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回忆,在蒋介石驻节南昌时,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就劝其“离俄清党”。“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必须离俄清党”。(沈亦云《亦云回忆》)

   而据陈果夫回忆,他在南昌就建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清党。“在南昌时,我曾建议召集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因为执行委员多数同情于共党,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同志。这建议被采用了,在各地监察委员都接到赴沪开会的电报。我到沪时,其他委员亦陆续到达。到四月初,就举行全会,议决清党。”(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陈果夫先生全集》)

   在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暴动后,吴稚晖就说:“渐觉汪君(中共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企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吴稚晖《用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先生商榷》,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并组织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等人组成的特别军委,准备第三次武装工人暴动。

   白崇禧率北伐军占领杭州后,汪寿华去杭州看望白崇禧,并对白崇禧说:“苏俄二月革命的成功,是假成功;十月革命的成功,才算是真成功;中国革命,当然也逃不了这条例子。”汪寿华的暗示,自然让白崇禧感到:“(共产党)把本党(国民党)北伐,看做二月革命,把国民政府看做克伦斯基政府;弦外之音,当然要推翻本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顾》,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3月6日,陈独秀与吴稚晖(吴敬恒)在上海会面时,陈很直率地说,中国二十年后就要实行共产主义,把吴敬恒等国民党要人给吓坏了。后来吴稚晖在4月1日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中说:“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永健)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赝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

   蒋介石带兵在前方拼命,而共产党在后方抢夺蒋介石他们用命换来的地盘。3月7日,在与国民党争夺地方党权中,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被杀。3月17日,被中共把持的国民党九江党部其主导权被亲蒋介石的国民党夺回,期间发生冲突,党部死了三人、农协死了一人、总工会死了一人。

   在3月17日,蒋介石还派曾扩情、余洒度去武昌拉拢邓演达,被邓演达婉拒。

   3月21日,经苏俄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中共抢在蒋介石之前发动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政权,成立了以中共为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跟苏俄、中共以及左倾的武汉政府关系恶化的蒋介石对此是难以容忍的。接着在24日南京又被倾向武汉方面的第二、第六军控制,这两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林伯渠和李富春,军中有不少共产党。武汉方面还准备调遣第四军前往南京,后担心会与蒋介石决裂而作罢。因“南京事件”发生,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被认为是幕后策动者,是“宁案要犯”。

   在3月21日这天,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静江告知邵元冲等人:“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邵元冲日记》)

   3月23日,亲蒋介石的国民党从中共手中夺回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主导权。此前党部一直被共产党把持,安庆省党部的国民党员对中共很不满,要求反击,但其负责人不敢负责,后在陈立夫的支持下,对中共进行反击。此举遭到武汉政府的指责,蒋介石对此没有骂陈,可见其持默认态度。

   3月24日,北伐军第二、第六军进攻南京,并抢劫了英、美、日使馆及外侨,后有证据显示,这极可能是苏俄与中共策划的。25日,蒋介石抵达南京,令第六军第十七师长杨杰向日本领事馆道歉,日本领事森岗正平就此向首相币原报告:“(杨杰说)这决非党军干部之意,而是军队内部的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而蓄意制造的。对(共产党)支部已下令解散……希望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

   对于南京事件,苏俄早有预谋,莫斯科《致驻华武官训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一切办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残杀亦可实行。”(《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共方面的瞿秋白在上海暴动计划中也“有秩序有系统地劫夺”的预谋。(《瞿秋白计划》,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鲍罗廷对于所谓的帝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手段,拉拢日本,对此徐谦提出异议:“日本传统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他们表面上尽管同我们敷衍得很好,但他们看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用的分化帝国主义者的策略,是要一个一个去打倒他们的。……我们只说保护日本侨民,难道别国的侨民,就不应当保护吗?”(1927年4月1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中共在上海坐大,严重威胁到青洪帮的利益。3月26日,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与工人纠察队对抗。

   3月27日,中共的秘密党员吴玉章“与左派要人集议,决定责成二、六军控制局势,不使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阴谋得逞;若蒋介石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即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逮捕,密令交林祖涵缝在衣内,是日东下”。(《吴玉章年谱》)

   秘密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因程潜不愿执行而告失败。当林祖涵(林伯渠)找到程潜时,程潜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四军》,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拼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张国焘《我的回忆》)

   蒋介石的部队进驻上海后,司令白崇禧要求中共停止总罢工,并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向外国保证不会用武力收回租界。上海的中共决定与蒋介石进行武装斗争,举行总罢工和立即收回租界。3月27日和28日,苏俄中央指示中共,目前不允许进行总罢工和武力收回租界,要尽量避免与蒋介石的武装冲突。“我们认为长时间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革命)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3月28日,在中执委政治委员会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邓演达报告了南京事件。“邓演达报告:(一)南京自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午后,南京城内发生乱兵劫掠、枪毙金陵大学校长之事。英美兵船炮击南京约五十分。程(潜)总指挥二十二日午后五时进城维持秩序,对英美兵船通牒答复。(二)南京克复时,一部分之反对学生发生暴动,系受四十军政治部秘书易家钱鼓励,已下令惩办。(三)蒋(介石)总司令二十五日过宁,程、何(应钦)总指挥赴船上欢迎,蒋未上岸随即赴沪。”(《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3月30日,在中执委政治委员会会议第七次会议上,陈友仁也通报了南京事件。“陈友仁:今日英代表对我说,长沙、重庆之英侨已将离开该地。南京英领亦有报告说当日事实,述北伐军二十三晚即开炮,先一日(星期三)已离开南京。星期四(次日)六军四师为程潜同志所率,皆湘人,进城后于九时包围英领事馆,英领藏在门房,珍贵物品均为劫去。次日五时半始由红十字会营救,同时和记洋行亦遭劫掠。美领避往美孚油行行山上,此时之枪声甚密,在下午三时半通知美舰开炮,于是程军亦向山上开炮轰击。金陵大学之外人衣物亦被劫去,外人由红十字会营救。日领事馆亦被抢劫,所有外人产业、物件均被抢劫及捣毁,尤其是对英人十分不好,计死英人三、法人一、意人一,美人一。抢劫人类皆湘人,因美人曾先与之谈话,而识其口音如此。长官不能管辖,并于抢劫后鸣笛召集归队。自被难人看此种行为系为预定计划,因抢人者告人谓所攻击者仅限外人,现尚在抢劫中。电系昨日所发,现在仍否继续抢劫不得而知。此种报告仅属英人片面之词,当然不能接受。惟日、美之报告亦多类似。”(《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3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苏俄中央,说蒋介石“已开始在上海发动政变”,苏俄中央回电指示:“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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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容共与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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