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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更新时间:2014-11-21 09:49:49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一如它过去曾经占有而现在仍然所属的那样",虽然这个时代发生了在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远为重要并且支配全局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甚至还有其意义超过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美国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等。施罗德进一步解释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并非使国际政治恢复它在利奥波德·冯·兰克以及一大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那里拥有的首要地位,即作为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和变更与进步的首要引擎"。(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p.ix.)由兰克作为欧洲现代史研究基本原则兼现代强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来提倡的"对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观念(注:兰克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所说的"政治利益",即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自身独立和争取权势,它支配和决定其他国家利益;国内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或利益问题,从属于国际权势政治和国家对外地位。这是兰克用以解释现代历史和评判时事的一项原则,名曰"对外政策第一"。见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年第4期,第4~10页。)已经过时,不需要也没有人想要予以恢复。然而,国际政治作为与历史中其他多数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为的一类要素,确实以它本身的相对独立的方式属于历史。必须从它本身的体系和结构的角度来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为其他社会体系或结构的一个附属因素。

   兰克对17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的阐析,连同施罗德本人对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识,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的固有意义的很好说明。兰克所著《英国史》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对英国国内事态与欧洲大陆政治之间关系的揭示和强调。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称霸企图和谋霸努力,它对英国复辟王朝和天主教复辟势力的支持、资助和终极支配以及所有这些在英国新社会力量和新教公众中间引起的忧虑和愤怒,造就了英国"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的结果(尤其是早已在抗击法国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主英国王位)对于法国以外的中西欧诸强逐步形成大联盟,并且最终经过西班牙继承战争粉碎路易十四的称霸图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以说,它们变更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规范,变更了对于各国内部状态至关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对"光荣革命"的欧洲国际政治原因和影响的这种揭示和强调,使得兰克关于17世纪后期英国史的论述显著地优于在当代占优势的有关历史编纂和讨论,后者大致囿于英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

   兰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鲜明的欧洲国际政治解释,虽然它并不排斥法国内部社会政治动因的紧要意义。兰克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首要原因要到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中去寻找,(注:兰克认为,"关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而且人们是在绝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导致法国政府声誉扫地的法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因其他生气勃勃的国家的兴起(正是这些国家减抑了法国先前的势力)而来的所有状况,都被法国人归咎于它们对外政策的无能,归咎于它们国内情势的确实无可否认的堕落。法国国内的改革运动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转变成了一场革命,而它从一开始也正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73,p.91。)或者稍微演绎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态(即几乎毫无制约的国际权势政治、完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去寻找,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七年战争以及法国在这场大战中的失败,从而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所需的根本的环境和成因。一个半世纪以后,当今最重要的欧洲国际关系史新著之一《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仍然不同凡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予以更多的论说,表明国际政治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基本动因。施罗德在该书中如此谈论高度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国际政治原因的广泛学理意义,说他要向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看待18世纪后期欧洲的一种不同方式。18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运动和革命通常被视为重大的结构性事态发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后果,而其对外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却被当做表面现象,当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是危险的看法。"基于一流的专业研究,施罗德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是个偶然事件,而18世纪后期的各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战争却不是。"法国大革命若被认为是1789年发生的一桩事件,那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它所以发生,是因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计划恰好失败了。在同一时期内,受革命威胁的其他国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奥地利,还有英国、俄国、某些德意志和意大利邦国都如此,而法国也有可能构设一种合理的方案,据此本来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里的革命。(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没有任何受到战争严重威胁的国家长久地规避了战争,包括许多费尽心机想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51-52.)显然,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的。欧洲国家通行的国内秩序力量(常备军和警察、法律和税收体系、阶级机构、宗教和社会传统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挡革命的相当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战争而言,18世纪的国际体系仅提供了均势政治这一办法,而正是其基础和表现--"自由放任的"经典国际权势政治--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一场场重大战争。

   施罗德在《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一书中反复表示,他力求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具体地否定一种"最近几十年来并非罕见的观点":国际关系史是表面事态的历史,它如果不附属于一项对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国际关系史倘若为它本身而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观点主要表现为3种形态:(1)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研究国际关系史若无彻底的社会经济史观统帅,就会看不见存在于经济-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的国际政治根源;(2)"年鉴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缺乏历史的本质框架,缺乏总体史和系列史的深层结构和联结;(3)"社会史"(或曰"现代化史")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忽视了现代历史的动力,忽视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变更。对这些否定国际关系史的独特的重大价值、否定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之一的固有意义的观点,施罗德机智地予以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见树根而不见森林,"年鉴派"史家只见总的全球风景而不见森林,"社会史"则是只见木材工业而不见森林。

   施罗德坚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专业的森林学家那样来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为如此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森林科学:它既同其他学科密切相联并向它们吸取教益,又有着自身的规则和体系。这意味着精心地将森林当做森林来研究……而非简单地当做理解其他什么东西的工具来研究(这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是气候、生态、木制产品的经济学、森林动物和居民的社会组织,或者你随便想到的任何东西)"。(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x.)这番话代表了史学界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深刻理解。

   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在这个意义上的广阔的视野。在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变和混沌引起的广泛惊诧、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观哲理思考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总体理解能力上有巨大进步的地质学。由于发生了板块构造学说这一革命性变革,地质学成了一门"大环境"学科。其智识飞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将地球在其地表构造上设想为一个能予以统一理解的整体,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个大部分进行的过程怎么影响其余部分。理解国际政治需要一种与之类似的广阔的、全面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政治事态发生于其中的舞台或环境,就像充分注意它们本身一样。这么做的功效将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国际政治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质学家们更有可能搞出精确的预测;然而另一方面,这么做能够导致的实践结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兴亡所系,生死攸关,因为人们据此至少能够对地震一般的突变有所准备:"我们能事先加固露天看台,加强通讯线路,标明疏散出口,使得紧急救援队处于随时应变状态。"不仅如此,它还能产生远非无关重要的智识兴趣和思想满足:"即扩展我们的理念,因而也扩展我们的梦想--更能理解和适应事态发展的理念和梦想,即使这种事态发展不是天界的玄机神变,也至少是人世的风雨沧桑。"(注: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引语见该文最后一段。)

在历史学领域,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曾经造就了一个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为代表的19世纪法国史学界"政治学派"。即使它有着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观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学史著作--《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述,(注: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chapter 10;以下关于基佐的引语见该书第181~182页。)与前一个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史学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标大多在于解释而非描绘,其旨趣主要是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互相间的关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世纪30年代的讲座《法国文明史》成为19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他"是类似解剖学家解剖一个生物体那样解剖一个社会的第一人,是类似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研究社会机体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态底下的观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变迁的内在变更和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方面,从未有任何人比得过他"。基佐宣告,历史学家有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历史的生理学和历史的外在面相学(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它们如何互相联系;(2)发现社会的组织和生命,发现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3)重现一个个已逝事实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们的个性形式和特质。用基佐本人的话说,"这些构成历史学,每一部大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按照这些检验来给予评判。"基佐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高度赞赏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主要历史学家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政治学派"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会机体历史解释,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本节所谈的思想方法和智识素质。(注: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学派"有着倘若偏重宏观史(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说的"历史的外在面相学"任务。基佐"缺乏讲故事和描绘的能力,缺乏图画般和戏剧般的想像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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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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