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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黄明涛:说理的智慧——美国最高法院宪法判决说理的功能与文风

更新时间:2014-11-21 09:03:06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黄明涛  

    

   摘要:  判决说理是附属于司法权的一项理性技艺,在不同法律传统中有不同表现。美国最高法院在宪法案件中的判决说理不仅是得出判决结果的必要论证过程,更实现了发展司法规则、提供原则论坛、呈现思辨过程和供给法律话语等诸多功能,并且在文辞上展现出思辨性、前瞻性、渐进性和有限性兼容并包的风格,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判决说理的上述功能与文风相生相成,将司法权的智慧与技艺表现得淋漓尽致,有颇多值得后发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  判决说理 美国最高法院 司法技艺 司法规则 渐进性

    

   究竟是判决的正确造就了法院的权威,还是法院的权威保证了判决的正确?这不是循环论证的逻辑游戏,毋宁是司法过程的核心命题。至少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而言,其判决的正确性、可接受性与其所拥有的巨大权威之间确实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而在正确性与权威性之间穿针引线的要素就是判决说理。

   判决说理是司法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几乎是超越了不同宪政体制与法律传统的普适原理。但凡将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理性而不是强权之上,则必须“以理服人”,因此作为法律适用之“现场”的司法判决也必须仰赖严谨、精细、雄辩的法律说理才能为法律争议的解决提供“触手可及”的正当性。不过,判决说理作为一项司法技术,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下有着不同的展现。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短小精悍”的法律文书而言,判例法国家的判决意见书常常是洋洋洒洒数万言[①],这当中又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案件的判决说理为典型。笔者认为,在宪法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说理在帮助完成个案判决的同时,亦承担了发展司法规则、提供原则论坛、呈现思辨过程和供给法律话语的功能,同时形成了思辨性、前瞻性、渐进性、有限性兼容并蓄的文风。

    

   一、何为判决说理

   所谓判决说理,是指判决意见书当中为导出判决结果而提供的具有分析和论辩性质的文字。判决说理不是“判决意见书”本身,也不是判决意见书当中的所有文字。从形式意义上看,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个判决都撰写在判决意见书——即“judicial opinion”——当中。作为一份正式而完整的法律文书,判决意见书包含了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正式信息,例如法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案件从初审至终审的简要回顾、应予适用的法律条文、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基本信息、法律分析与说理、最终的判决结果等等。但是,上述这些内容当中很多都不具有分析和论辩的性质,不属于判决说理。相对于“判决意见书”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形式意义而言,判决说理更强调了实质意义的一面,即判决意见书当中对有关法律原则、规则进行解说、分析、批判,对有关公共政策和基本价值进行阐发和讨论的文字。

   如果严格按照与判决结果的逻辑关系来定义,反对意见是不属于判决说理的,因为其不是导出判决结果的必要文字,反而凸显了诸位大法官之间的分歧或案件的复杂性。但是历史地来看,最高法院对每个宪法问题所抱持的理念都是会发展、变化的,今日的质疑亦是明日的主流——例如那位伟大的反对者[②]后来所受到的追捧、再比如大法官斯通那个著名的“脚注4”宣告了最高法院审查重点的彻底转向[③]。所以,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下,反对意见同样应该纳入到研究范围中来——执业律师也不会只盯着多数意见的。至于协同意见[④],其提供了得出同一个判决的不同思路,扩宽了法律论证的思路,也应当归入判决说理的范畴中来。

   要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决书中准确地辨识出判决说理的文字,既要对判决书的结构和法院的程序规则有所了解,又需要结合一定的经验——甚至要熟悉不同的大法官的写作习惯,很难有绝对化的操作指南,不过至少有这样几项一般性的规律:(1)判决书往往在结构上分为几个部分,并使用序列号和小标题来提示读者,因此事实部分与法律部分一般情况下可以分开;(2)回顾先例判决要点和提出司法审查标准的文字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尽管有时不太容易从文本中准确锁定这些内容;(3)法庭回应双方律师之主张的文字以及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之间互相点评的文字往往就是争议的焦点,也是不应遗漏的。质言之,判决说理关键是在“质”的方面,而非“量”的方面。

   在中文语境中,判决说理与其他几个相似的词汇或表达常有交替使用,如法律说理[⑤],判决书说理[⑥]等。“法律说理”在国内拥有非常宽泛的使用方式,不仅指法院判决书里面的说理文字,还可能指检察机关对其依职权做出的法律决定或处理意见进行口头或书面的解释和说明[⑦],甚至还有“行政处罚说理”或“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提法[⑧],显得比较随意。考虑到表达的简洁性和突出本文论述的目的,笔者认为仍以“判决说理”来指称美国最高法院的说理文字为宜。

    

   二、最高法院判决说理的背景与条件

   要准确理解判决说理的功能与文风,不可以将其与所处的外部条件割裂开来。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在很多方面塑造或限定了其判决说理的面貌;同时,宪法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判决说理的论域和深度。这些外部条件或特点应当是我们理解判决说理的功能与文风的必要预设。

   (一)判决的终局性

   最高法院是包括宪法案件在内的全部联邦法律问题的终局裁判者,之后不会再有任何主体对其判决结果进行审核,理论上讲,它说什么都是可以的。判例法上的遵循先例原则对于最高法院的限制是有限的,因为相对于上级法院判例对下级法院的纵向约束而言,某个法院受自身先前判决的横向约束的力道要小一些,更不要说处于司法体制顶端的最高法院了——只要确信某个先例判决是错误的,它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推翻[⑨]。对宪法诉讼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国会立法无法推翻宪法判例,如果最高法院自己不能果断抛弃不合理的规则或宪法解释,那么整个法律体系都将受到某个错误先例的掣肘而无法改进了[⑩];反过来讲,既然需要留出一个改进法律规则的出口,那么最合适的机关显然就是最高法院了。因此,最高法院不光可以,而且应当时时站在法律以外看法律,这样一来,判决说理的篇幅自然就变得更长了。

   对于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而言,之前在下级法院的数次庭审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论述——尤其是来自于上诉巡回法院的论述(因为上诉法院也是以考虑法律问题为主,对于事实问题一般尊重初审法院的判断)或州最高法院的论述——这些论述需要得到最终的回应和评价。或者,同样类型的案件已经在不同的巡回区或不同的州遭遇不同的判决,亟需最高法院来统一司法适用[11],这时候更加需要大量的判决说理文字来厘清数个不同的对法律的理解方式。上述原因都会导致最高法院的判决说理进一步拉长。

   (二)作为宪法解释者的最高法院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2]已经声明,最高法院就是解释宪法的权威机关。一方面,解释权附带于司法权当中,不可能被人为的规定所颠覆;另一方面,在解决宪法争议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细化、丰富、发展对宪法文本的理解。宪法解释寓于判决说理之中,因此宪法解释的难题也是判决说理的难题。一部宪法中会包含不同的价值考量,使得判决说理需要处理难以兼容的对立意见,或者宪法制定的年代背景与现时的新兴问题所产生的冲突放大了社会变迁与宪法之安定性之间的固有矛盾,所以说理的过程不得不更加具有论辩性质。

   宪法解释与判决说理是不同的。宪法解释既可以在名词意义上指宪法条文含义的某种特定解读方式或表述方式,例如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可以被解读为“宪法保护个人在家中持有手枪的权利”[13],也可以在过程意义上指经由各种方法将宪法文本予以细化、具体化直至可以为具体问题所适用之程度[14],但总体上是强调了最终得出某种实体规则或实体含义。判决说理更偏重作为一种司法技艺,是一个修辞的过程、论辩的过程。宪法解释可以包含在判决说理当中,但是判决说理过程中不是必须有宪法解释——有的条款含义非常清晰以至于无需解释。

   (三)宪法案件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宪法提供了与公权力和公共政策进行抗衡的基础,很多时候扮演了少数人的保护伞,挑战多数人通过政治过程所形成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诉讼就变成了市政大会、院外游说和国会辩论的延伸,法律分析演变成了综合性的社会政策的重新考量。例如妇女堕胎权所引发的罗伊诉韦德案[15]以及凯西案[16],实际上把最高法院的庭审厅变成了一场全民争议的风暴眼,此时无论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怎样,都必须提供充分的说理意见,否则无法向败诉的一方交代。重大社会争议反映的是复杂的利益格局、多元的价值观,无论放在哪一种制度框架内都是不容易解决的,会涉及到多层次的游说、讨价还价或者攻击与驳斥。这一切转换成司法语言,就是“一言难尽”的判决书了。

   虽然法院是否应当借“法律技术”的包装过度卷入社会政策的漩涡是一个普遍性的宪政课题[17],但事实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与另外两权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学理上强调的那么大——它们都是决定重大事务的国家机关而已。所以最高法院既不能抱持两耳不闻窗外事态度,也不能假装对自己判决所引发的舆论海啸毫不知情。社会期待着判决说理能够对民众的关切有所回应——哪怕是批判式的回应。

    

   三、判决说理的功能

   裁决个案争议是司法权的底线功能,这一点至多是美国最高法院能够成为司法机关的必要条件,却远不能囊括其承担的更为丰富的制度功能。作为整个司法体系的操盘手和宪法的最终阐释者,美国最高法院不是仅仅停留在法律形式主义的狭隘空间内,而是以每个个案为契机,构建了一套立体的法律论述,践行着多项制度功能。应当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说理的各项功能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彼此区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有覆盖与交叉,尽管我们能够从不同视角辨析其差异,但是判决说理本身作为整体不应当被割裂开来。

   (一)创制和发展司法规则

   司法规则[18]是判例法体制中法官赖以得出判决结果的直接规范依据。根据法律渊源的不同,司法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普通法意义上的司法规则和制定法意义上的司法规则。对于普通法而言,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包含在先例判决当中,即法官在解决先前案件的过程中提出并予以适用的规则就是法律[19],其表现形式就是司法规则。在美国,合同法、侵权法等法律部门属于典型的普通法,都是以司法规则作为首要的、主要的法律渊源。所谓的“法官造法”,其所造的也正是这样的司法规则。质言之,在纯粹普通法语境中,司法规则就是法。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脱离制定法而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继受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如今大多数的法源也是制定法[20],例如行政程序法、反垄断法、民权法、各州的刑法典等等。但是,制定法在具体的司法适用过程中还是会面临语义模糊或是法律漏洞的问题,这就需要司法规则作为连接制定法条文与个案事实的中介,才能完成每一次具体的判决。在制定法的语境中,“制定法文本+司法规则=法”。无论是纯粹普通法意义上的司法规则,还是细化了制定法文本的司法规则,都是得出判决结果的“临门一脚”,其与判决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直观、明了,并且这两类“司法规则”在表达方式上没有差别。如果把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作为光谱的两端,则司法规则的位置就是居于两者之间。

美国联邦宪法是成文法典,相当于超级制定法,因此法院在适用宪法的时候所提出的司法规则就是制定法意义上的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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