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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

更新时间:2005-08-07 20:44:31
作者: 刘超  

  

  一 缘起与内涵

  

  自二十世纪末以降,随着「联大热」的兴起,对晚近大学教育的研究渐成显学;加之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的继续升温,「清华学派」亦渐为人所关注。陈平原、赵敦恒、黄延复、齐家莹、徐葆耕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点[1],且都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未及深究。究其缘由,也可理解:一是时间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谱系庞杂多变,牵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点为直接的、学理上的原因,而第三点则为隐在的学理之外的原因,特别是涉及到某些政治历史的因素(如「清华学派」的最后嬗变就很难从文化层面获得完全合理的解释)。

  但是,要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这又确实绕不过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变迁、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这不仅与清华有关,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而没有相当的史料爬梳、史实考辩,要知其大略已属不易,要有所创获更是难上加难。笔者对此关注有时,略有陋见,现就教于方家。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2],此一说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标尺。因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二 脉络与谱系

  

  鄙意以为,「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学籍教职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知识)上的谱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于清华师生,还包括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联大的人物。如胡适虽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却是清华出身,且与清华研究院深有缘源;周一良虽是燕京出身,却常在一墙之隔的清华听课,受教于陈寅恪,且日后亦曾受陈及胡适之指教,归国后更是就任于清华,自是跻身此中;汤用彤先生长期就职于北大,但早年为清华留美生,也与清华深有渊源;浦江清等虽出身于他校,后来也结缘于清华。──因此,对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仅从学籍教职层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与之相应的则是几个关键性的年份: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梁、赵、陈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朱于五四前后(1920年)在北大毕业,仅有本科学历,且主事新文学创作,而无突出学术成果。朱以中学教员身份出任清华教授(年仅二十七),足见清华不以门户、学历为限,勇于吸收新鲜血液,接受新文化的熏陶。自此,「儒林」与「文苑」开始携手,并存于清华。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气魄之大,冠居全国[3]。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天子脚下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冯友兰、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然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20年代中叶,终于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七十年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清华学派」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谱系,而这一谱系又以特定的学思传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网络。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对这一谱系的代际界分尚不明朗;而没有对基本谱系的把握,就无法对其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出于研究需要,笔者对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当为王、梁、陈、赵四子。四人年龄相差甚大,年岁最长者为梁(1873年生),最少者为赵(1892)。其时,王、梁年约知命,而陈、赵均逾而立──这在一般学人当是治学起步期,而早慧的陈、赵二子则已进入学术丰收期(陈虽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气象煌煌)。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过了至少约二十年时间,而这二十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些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至于其时的李济、吴宓则在学术上也已初具气象,其学术上的大丰收将于后一阶段到来。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麟,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4];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1890-1900年(黄节、刘文典略长,生于分别生于1873、1889年,学术成熟亦稍早,但调入清华时间较晚,因此,尚未跻身第一批队)[5]。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其中一些人构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干[6]。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年龄段限,并不排除年青后生的崛起。此中,有一个异数,便是张荫麟(1905年生)。此公属于早慧的天才,年仅十六便入清华,此后几年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清华学报》、《学衡》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并于1925年前后初露大家气象,开始了其学术丰收期。在「清华学派」的谱系上,他也与冯、金、朱、闻诸子同属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贫弱,用力过勤,不善惜身,为情所伤[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学人硕果渐丰之时,不幸病殁[8]。

  其时,曹云祥、罗家伦、梅诒琦等相继主事清华,从全国名校网罗名师(多为全职),并吸纳大量归国留学生。此等气魄,在南北各国立、私立名校中,绝无出其右者。

  以年度计,主要有:

  1922:梁启超、陆懋德

  1924:钱端升、吴宓

  1925: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28: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陈福田、钱稻荪、冯友兰、邓以蛰、马衡[9]

  1929:黄节、蒋廷黻、叶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罗常培、徐耀辰、杨宗翰、许地山、张崧年(申府)、商承祚、顾颉刚[12]

  1932:闻一多、雷海宗、许维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汉[15]

  

  以学校计,则为:

  北京大学:梁漱溟、刘文典、邓以蛰 燕京大学:杨振声、冯友兰[16]、顾颉刚

  南开大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李济[17]

  北师大:杨树达[18]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宓、叶企孙[19]、顾毓琇[20]

  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师于北大、燕京诸校;史学系班底主要「搬」自南开,而理工科则假手于东大。在此后二十来年中,吴宓为清华培养了万千英才,而叶企孙则为清华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外籍院士),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定然冠绝中国[21]。

  至此,大批中坚人物悉数到场,清华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征为:大师办学,名师执教,文理兼顾;国学与西学并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清华学派」的气象日渐呈现出来。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二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华等[24]。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以及「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25]。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40年代,正逢动乱。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这对其研究不免有负面影响,多少滞缓了其学术收获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仍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27]。这批学人对此后新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其门生)。这也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此后,学术界在数十年中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有开创性和总结性)的大家,此后数十年都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其间有一批人深受「新启蒙」影响,在「一二五」前后走上了社会政治革命的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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