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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H·考克斯:美国宪法创制史观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4-11-14 23:27:55
作者: 张庆熠    
拉姆齐、威姆斯等人撰写的称颂著作,为宪法创制喝彩,视其为必需的、激动人心的、甚至是蒙上帝悦纳的事情。这些人的著作与小学启蒙读物(如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早期史》,威廉·麦古菲的《麦古菲读物》)相互配合,后者用炙热的言辞,为正在成长的美国年轻一代描绘了宪法的创制。1800年政权从联邦党人到杰斐逊共和党人的成功转换,1812年战争美国的劫后犹存(尽管有北方威胁脱离这一插曲)证明宪法“创建一个更完善联盟”使命的正确。宪法不仅奠定了美国政府的组织构造,它还成为许多美国人强大的文化象征。甚至在内战爆发前夕,南北双方的政治领袖依旧不遗余力地从宪法条款中为各自的事业寻找理由。19世纪,随着美国不断进步,宪法研究不再只是一曲颂歌,而是成为一项严肃学术研究的对象。(16)

   2.帝国学派

   美国早期史学家对立宪的描述无不刻有时代的精神烙印。拉姆齐对历史必然性的祈祷,马歇尔为联邦党人所作的法律推理辩护,沃伦为支持反联邦党人信念对古典共和原则所作的呼唤,都遮蔽了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早期,美国浪漫主义开始崛起,浪漫主义者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受造物,其进步只能通过流血的、触及灵魂的、反复的斗争来获得。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期间,当美国民众视斗争为建立现代国家痛苦但又必需的手段之时,这股潮流表现得尤其显著。正是在上述智识环境下,一些被称为帝国学派的史学家开始探究美国宪法的起源。(17)

   乔治·班克罗夫特是19世纪中叶美国影响最大的史学家。作为从欧洲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因做过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和海军部长而声名卓著。他著作等身,包括卷帙浩繁的《美国史》(1834-1874)和《美国宪法形成史》(1882)。在其著作中,班克罗夫特把美国宪法的创制描绘为“日耳曼人”平等主义文化传统的产物。这一传统源自德国森林,后进入英国,最终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开花结果。与早期史学家笔下开国先辈政治上远见卓识、道德上崇高伟大的英雄形象相反,班克罗夫特将他们描绘成经过战争洗礼的政治保守派,既很好地把握了历史,又受制于人性的局限。在班克罗夫特看来,“他们最少参考的就是抽象的教条;他们运用其自身创造性的力量来设计政府,但是,却不引入未曾存在过的事物,亦非众所周知原则的不自然发展。”结果是,宪法既是美国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邦联时期混乱的结果,它展示了美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贡献:个人主义。在班克罗夫特看来,宪法“没有任何地方有违平等和个性;它决不认同因为祖先、观念、优越阶层、法定宗教和财产衍生的政治权力这些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差别”。(18)

   在广受欢迎的著作《美国宪法史:从〈独立宣言〉到内战结束》(1889-1896)中,国会议员兼传记作家乔治·迪克纳·柯蒂斯发挥了班克罗夫特有关斗争和经验的主题。柯蒂斯认为:“对美国而言,最幸运的是美国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考验磨炼、失误挫折造就了一批能够制定持久宪法的政治家团体。”通过聚焦开国元勋的经历,柯蒂斯进一步主张“开国元勋的高超能力,远大无私的目标,免于狭隘与盲从的胸襟,对祖国命运热切和不可征服的信念,使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政府,它能够支撑和保护整个联盟中各州的自由结构。”(19)

   在所有帝国学派史学家中,以约翰·菲斯克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1783-1789》(1888)中对宪法的描述影响最大。菲斯克将邦联时代描述成“不确定与困惑的时期”,他认为联邦运动“需要所有的政治智慧和人民所有的好品性,以使尚未完工的国家之舟免于迎头撞上内斗之岩而粉身碎骨。”菲斯克声称,宪法创制运动绝不仅是尝试解决早期国家的经济问题和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它还是一场为创建一个强大的新美利坚民族而开展的斗争。在紧要关头只能二选一:“北美大陆应由一个强大、和平的联邦国家主宰,而不是被四五十个小共同体瓜分,这些共同体如古希腊各城邦一样,因争斗不息损耗实力、败坏道德;这些共同体抑或如当今欧洲各国,随时为开战做准备。”(20)

   在镀金时代,对美国宪法,欧洲学者首次展露出持久的学术兴趣。例如,德国历史学教授赫尔曼·冯·赫斯特写了一套《美国宪法和政治史》(1873-1891)丛书,共计5本,其德语原版和英译本销量都不错。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冯·赫斯特试图以美国内战的经历来论证德国1871年统一的正当性。就此而言,赫斯特的著作中回荡着由班克罗夫特和菲斯克率先倡导的经验孕育于斗争这一主题。冯·赫斯特认为“正如每部宪法都包含有真实的生活,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过去与现在的真实环境的产物,而非抽象政治理论的结果。”就此而言,费城制宪会议的开国元勋再现了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者一贯的意识:“只有让它适应一个过去和现在之现实,才能形成一个有生命力、有前途的联盟,而不能为了某种理论的目的靠暴力来破坏现实去建立[这样的联盟]。”(21)

   借助于浪漫主义,帝国学派的史学家将美国宪法描绘成出于实用主义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深入到美国独特的国民性中。这样的著作广受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他们以美国和德意志帝国为例来论证新兴国家的正当性。写作这类诉诸某种情感(比如说爱国主义)的叙事,帝国学派的史学家创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宪法解释学派,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然而,镀金时代的宪政主义不久将受到学者们的挑战,后者将其理想主义基于社会的进步而非国家的命运。

   3.进步学派

   到了1910年代,一场新的知识和文化运动席卷欧洲和美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福音运动、19世纪末民粹主义和工会运动影响,进步主义很快发展成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进步主义者坚信,教育和对人性与日俱增的科学理解能够克服贫困、犯罪、战争等诸多社会问题。新一代进步主义史学家也开始打破长久萦绕在开国元勋身上的神秘光环。史学家卡尔·贝克尔里程碑式的《纽约殖民地的党争,1766-1775》(1908)揭开了这一趋势的序幕。在书中,贝克尔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美国革命是一个“自治”(home rule)问题吗?抑或“应当由谁来自治”?(22)

   5年后的1913年,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出版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观》(23)(1913),它普遍被认为是有关美国宪法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与业余学派认定美国宪法的创制是阻止分裂的高尚行为不同,比尔德宣称:“美国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例》下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发起和推动的,它们是有关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的利益团体。”与帝国学派史学家视宪法为美国民族主义之基石不同,比尔德针锋相对地指出“宪法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文件,它的基本观念是基本的私人财产权先于政府而存在,在道德上超越了民众多数的干涉。”实际上,宪法远不是由“我们人民”创造的,它“只是一个牢固集团的杰作,这些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州界,就其范围而言,完全是全国性的。”(24)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的出版引起一场旷日持久、延续至今的学术风暴。比如,在《邦联条例》(1940)和《新国家》(1950)这两部著作中,梅里尔·詹森从比尔德观点出发,认为18世纪80年代是经济复苏、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而非“危急时期”。而且,与宪法相比较,《邦联条例》体现出更多的共和主义价值观。在《我们人民:宪法的经济起源》(1958)、《美利坚共和国的形成》(1965)、《时代新秩序:美国宪法的思想起源》(1985)三部著作中,弗利斯特·麦克唐纳也揭示了不同经济和思想的考量推动开国元勋采取行动,而非出于简单的现实和个人利益。然而,开国元勋仍旧是一群少数精英分子,其创建的政府框架反映出他们的等级世界观,并保护其主导的社会地位。(25)

   4.共识学派

   逾三十年,无人可从实质上撼动查尔斯·比尔德对于建国之父的解释。然而,1940年代和1950年代,一群被统称为“共识学派”的史学家登上舞台。这批学者成长于二战期间,冷战正酣时投身写作。出于对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厌恶以及保持国家团结以对抗社会主义的忡忡忧心,共识派学者力求从社会一致而非冲突的角度来弘扬民族的历史。共识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有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美国政治的禀赋》(1953),大卫·波特的《充裕之民》(1954),路易·哈茨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1955)。在这些著作中,共识派学者笔下的美国历史,超越了阶级的界限,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抱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国例外论这类美国核心价值。(26)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经的进步派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是最广为人知的共识派史学家,两度荣获普利策奖。霍夫斯塔特撰写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如《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27)(1948)、《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28)(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力主义》(1963)、《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1964)。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霍夫斯塔特认为费城制宪会议代表“对人类的罪恶和无可救药怀有一种鲜明的加尔文意识,并且同霍布斯一样相信人类自私好斗。”他们的成就在于创造了这样一个文件,它“用利益约束利益,用阶级约束阶级,用派系约束派系,用政府的一个部门约束另一个部门,形成一种尽管没有一方非常满意,但却总体和谐的制度。”(29)

   通观共识派学者的著作,霍夫施塔特和他的同辈既没有把开国元勋描绘成古典美德的典范,抑或浪漫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把他们描绘成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者。相反,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及其他们的同时代人给人的印象是政治上温和的专业人士,他们坚信个人主动性、自由贸易和竞争的种种益处。就此而言,共识学派笔下的开国元勋与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观和价值取向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5.思想意识学派

   1960年代是宪法研究面临诸多挑战的时期。1950年代表面上的社会共识让位给民权运动、肯尼迪总统遇刺、越战升级、反战和反主流文化运动。在社会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群体,他们直言不讳,渴望对美国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被冠称为“新左派”的这一代学者包括杰西·莱米什、斯托顿·林德、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等杰出人物。通过研究历史上的边缘群体,他们寻求建构一种“有用的历史”,产出“自下而上的历史”。很多新左派学家把美国宪法的创制贬为是商人利益压倒由革命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的胜利。(30)

   通过研究美国革命时期信件、演讲、小册子、攻击性材料中的语言修辞,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1967)反驳了进步主义学派、共识学派、新左派对美国开国一代人所做的解释。贝林认为美国革命的一代人从约翰·特伦查德、托马斯·戈登、阿尔杰农·西德、约翰·威尔克斯等辉格党激进分子的著作中汲取灵感。正如这些英国改革者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一样,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把自己视作英国传统宪政权利——言论自由、陪审团审判、选举议会代表——的捍卫者,对抗汉诺威王朝的侵蚀性权力。就此而言,1760年代到1770年代殖民地的普通民众愈来愈迫切地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旨在摧毁[英国]宪法均衡、剥夺他们自由。”(31)

贝林的弟子,戈登·S·伍德在《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1969)中发展了这一范式。像他的导师一样,伍德同样强调美国革命者把自己视为传统辉格原则的捍卫者,以此反抗英国的蛮横统治。不仅如此,殖民地人民还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一场道义的斗争,在斗争中,其古典共和思想中公民义务与爱国主义最终将战胜英国腐败不堪、行将就木的文化,后者只能依靠其野蛮的法律和雇佣兵。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人建立起非集权的政府,人民所崇尚的共和美德加强了这样的政府。然而,各邦议会“新人”和有组织党派的出现,促使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等美国领导重新思考自己对共和主义的各种基本预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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