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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我如何教美国宪法史

更新时间:2014-11-12 23:08:30
作者: 王希  
宪法史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宪法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研究。宪法史学者不再只是孤立地研究联邦三权的内部运作,而是观察不同“权力”体制之间的互动、冲突乃至合作。联邦制的研究也将州一级的宪政(包括州宪法的指定与修正等)纳入进来。案例研究——尤其是所谓的里程碑案例的研究——仍然是宪法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只是投向司法原则和司法程序,而是关注案例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宪法史研究的“新生”得益于与美国史其他领域(新政治史、经济史、新社会史、族裔研究、社会性别研究、移民史和文化史)等的结合和融合。我们甚至可以说,新的宪法史研究是“新美国史学”(New American History)的成果之一。方纳教授曾指出“新美国史”叙事将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大大扩展了。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宪法史研究的领域内。宪法与宪政的故事不再只是法官、国会议员或总统的故事,宪法秩序的变化也不只是发生在法庭之内,而同时也发生在政党大会的幕后交易之中、农场主的麦田里、种植园的奴隶社区中、雇佣女工的洗衣坊内、实施种族隔离的小学教室中、乃至将“公共领域”阻挡在外的私人家庭卧室之中。新的美国宪法史不再只是一部精英的历史,而是一部美国人民的宪法历史,里面充满了普通人的故事,有血有肉,同时拥有愤怒、失望、希望和勇气。

   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的发展不仅影响了新宪法史的写作,也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吸引到宪法研究中来,也可以说,社会史等领域的视角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带入到宪法史研究之中。举个例子,斯科特案(DredScott Case)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案例之一,前面提到的费伦巴哈教授的著作(1978年出版)看上去几乎把这个案例的政治史和宪法史故事写尽了,然而关于该案的研究继续层出不穷。在2011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中,有的作者从州司法秩序、社会文化、修辞学等角度来研究该案及其影响力。[5]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斯科特夫人》一书,是一位法学教授写作的关于奴隶斯科特的妻子哈里亚特的传记,其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她与斯科特案的起源。[6]1990年代,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著名案例与美国社会》(Landmark Cases & American Society)的丛书系列,至2013年,该系列已经出版了60多种,每一种书讲一个宪法案例和重要的法律故事。相当一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扎实,文笔流畅,并不经常使用法学家的“行话”,即便使用,也是将“行话”诠释得清晰透彻,让外行能够读懂。这个系列仍然继续出版,而且其中有多种获得了专业奖。这套丛书在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法学院和政治学系的课程中都很受欢迎。[7]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被审判的种族:美国历史中的法律与正义》也属于类似的著作。该书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与种族相关的法律案例,重点不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是“种族”因素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8]此外,新的宪法史教科书也不断出版,最常用的包括:本尼迪克特教授的《自由的恩赐》、梅尔文·尤拉夫斯基(MelvinI. Urofsky)和保罗·芬克曼(PaulFinkelman)的《向自由进军》和科米特·霍尔(KermitL. Hall)等著的《美国法律史》。这些著作既是很好的教科书,也是很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它们附带的《历史文献集》的内容也较从前的宪法史读本大大扩展了。[9]

   这些新宪法史研究的成果对推动宪法史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IUP的宪法史教学从中获益甚多。1994年来到IUP历史系后,我负责讲授的三个专业领域是:美国内战与重建(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非裔美国人史(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s)、美国宪政(History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正好是我的博士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我先后开过专题性宪法史课程包括:“VotingRights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选举权与美国宪法)、“A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的宪法史)、“TheCivil War and the Constitution” (内战与宪法)等,另外还开过以citizenship(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state-and nation-building (国家制度建设与公民建设)为主题的高年级研讨课。这些课在设计上或多或少受到我在哈佛所教课程的影响,即以主题或专题为基本叙事,观察该主题之下的宪政发展与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与法律思想的竞争。这些课的教学以阅读和讨论为主,我会讲述大的历史背景,提出问题,然后与学生一起分析和讨论文献。学生在课程上必须要就某一案例或法律写作论文。后来在专题性宪法史课的基础上,我设计出了“History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美国宪政通史)的本科生课。

   宪政通史课实际上是以宪法为主线的美国史通论,时段从殖民地时代开始,一直拉通到到后冷战时代。阅读和讨论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包括美国宪政传统的起源与演变,联邦政府的权力设置及其变化,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博弈,宪政文化的建设等。因为是本科生课,需要有相当分量的讲课,具体的讲题包括:

   1、何谓宪政?(讨论宪法、宪政、宪法秩序的概念,并介绍英国宪政的历史);

   2、美国宪政的殖民地起源(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宪法”根源,殖民地的自由与不自由;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宪政争执)

   3、革命时代的宪政危机(殖民者与英国宪政;英帝国的宪政设计及其缺陷;作为宪政事件的美国革命)

   4、制定新的宪法秩序(州宪法的制定;《邦联条约》的制定与失败;联邦立宪、批准宪法的政治)

   5、早期共和时代的宪政问题(宪法之下合法反对党的出现;司法审查权原则的建立;杰克逊民主的宪政含义);

   6、奴隶制与美国宪法(“州权”的想象与现实;亲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宪政争论;奴隶制引发的宪政危机);

   7、内战宪政(国家宪政主义观的出现;内战时期的公民权利问题;解放奴隶宣言的合宪性问题;林肯与总统权力);

   8、重建时期的“宪法革命”(重建的理论;总统重建与国会重建, ;重建宪法修正案的意义;联邦最高法院与重建修正案);

   9、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它的反对者(工业化国家中劳工、农场主与资本势力的博弈;最高法院与“阶级立法”;对国家经济的管制);

   10、新政宪政主义(进步时代的宪政遗产;罗斯福与行政国家的出现;最高法院与新政立法)

   11、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与冷战民权(一战与二战期间的公民自由;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复活;民权运动与种族和性别平等);

   12、“权力”、“权利”与宪政的当今困境(水门事件与总统权力;肯定性行动与结果的平等;保守宪政主义的兴起);

   13、变化中世界的美国宪政(克林顿弹劾;2000年总统大选与宪法,9/11和“新权利”对美国宪政的挑战)。

   在这门课上,我力图兼顾的是“宪法”、“宪政”和“美国历史”之间的平衡。宪法是本,宪政是以宪法原则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历史则是两者关系的载体。我对学生的期望是,希望他们通过阅读和讨论,能够做到(1)识别美国宪法与宪政的主要特征,(2)识别美国宪法的关键变化并使用宪法语言解释其原因,(3)识别推动美国宪政秩序发生变化的机制、思想和社会动力,并解释美国宪法与美国历史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史已经超出了狭义宪法史的范围,变成了一种“美国宪政史”或“宪政秩序的历史”。这也是我为什么将这门课命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的缘故。[10]无论是宪政史还是宪法史,“历史”始终是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不同的利益通过宪法的渠道进行交锋和竞争,从而产生出一个流动的宪法故事。

   三

   关于国内大学的美国宪法史教学,我能说的十分有限。1997-2000年,我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美国史研究生开过宪政历史的课。2006、2009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开过不同专题的宪政史课。2011年,我应强世功教授之邀,与他一起为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合上过一门关于美国宪法的课,他讲案例,我讲历史。即便如此,我对国内美国宪法史的教学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只能就自己的观察谈一些感觉。

   第一个感觉是,近20年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发展很快,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专著方面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但在宪法史研究的领域内学术积累尚不够,严肃的、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原创性研究很少,还不能支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宪法史领域的存在。过去10多年,国内翻译了多种美国宪法研究和宪法史的作品,但使用的范围基本局限在法学专业的学者圈里,影响力十分有限,缺乏连贯性,不成系统。

   如果说在国内要发展美国宪法史的教学,首先需要有足够的中文研究成果的出现(光靠翻译,无法支撑一个真实的学科),还要有一批做过实证研究的专业学者的存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特长,构成一个研究群体,相互补充。另外,宪法史是历史学,也是一种跨学科的领域,涉及宪法学、政治学、哲学、和司法制度等学科,有一定的专业性,教师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基础。再者,与美国史(或者外国史)的研究一样,美国宪法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否得以发展取决于国内的“现实需要”(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学术”环境。这是不幸的,但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机会对头,这个领域是非常有潜力的。

   第二个感觉是,在国内讲美国宪法史比在美国大学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在美国大学讲宪法史,你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讲清楚美国宪法的历史;第二,讲清楚美国宪法的历史之于美国历史和美国人的意义。在国内讲美国宪法史,除了做到这两点之外,你还需要讲清楚美国宪法史之于“外国人”(如中国学生)的意义。学生来选这门课,一方面是来汲取知识,另一方面可能会抱有一种“现实关怀”。这一点,与在国内教外国历史、外国文学、外国哲学、或外国文化课所面临的情形很相似。作为教师,你可能也自觉不自觉地抱有这样的“关怀”。国内学生提出的问题与美国学生非常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考的问题也不同,这对教师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它们带给你不同的思考,也很有刺激性。

回答好国内学生的问题,也并不容易,因为较之于在美国大学讲课,学生与你讲的主题之间又多了一层隔阂。无论美国学生对美国宪法史的细节如何的无知,但他们毕竟是在美国社会长大的,从小学就开始上“公民知识”课(civics),中学又受到美国式“政治课”(包括美国历史)的教育,18岁开始参加选举,日常生活也与美国宪法息息相关,所以一些中国学生感到陌生的美国历史和法律知识对他们来说是常识,稍一提及,便可意会或领悟。如同我们在国内讲中国现代史,一讲“辛亥革命”或“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在国内上美国宪法史,需要给学生补充大量的美国历史的背景知识,做大量的铺垫,帮助学生理解某一宪政发展和或某一案例判决的意义。譬如,讲“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你不光只是让学生读马歇尔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知道“司法审查权”,而是要讲美国早期的政党政治,讲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的权力斗争,讲马歇尔与杰斐逊的“斗智”,还要分析马歇尔判词中的历史语境和推理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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