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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地缘权力转移视角下的中日互动

更新时间:2014-11-11 21:18:36
作者: 孙兴杰  

    

   中日领导人终于实现了会面,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到了止跌点。两国媒体对领导人会面的报道也出现了微妙的差异,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主要集中于历史、军事安全等原则性问题,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而日本共同社则突出了安倍提出的建立中日海上磋商机制。此外,中日领导人会面的视频和图像也显示了中日关系的温度,握手却很少有眼神的交流,就像安倍自己说的,“终于”见面了,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会面至少意味着关系不会在继续恶化了,然而,止跌并不意味着马上反弹,中日关系要回到正常轨道恐怕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去磨合。

   此前,中日领导人是否见面一度成为APEC峰会关注的焦点,此前中国媒体也呼吁不要让安倍抢了镜,但中日领导人是否会晤的确是此番APEC的潜在主题。中日两个亚洲大国三年来并没有实现领导人的会面,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完成换届,高层交往还是没有恢复,中日关系也成了东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中日领导人会晤与否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东道国,需要对所有来宾 尽地主之谊,安倍当然也不能例外;若中日首脑还没有真正见面,中国作为正在崛起,并且志在扩大话语权的国家,显得有些不够大度。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的不大度会被放大,因此,安倍”抢镜“也有双重的意思:不能让APEC主题发生偏离;不能因中日双边关系而损害中国多边外交的“主场”。

   最近半年来,中日通过各种管道就首脑会面进行磋商,最终的成果就是四点共识,可以说,这也是中日关系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大公约数”,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和妥协,在共识中也包含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强调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而日本则有意回避这些具体问题,强调在原则上愿意改善中日关系。无论历史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解决的问题,能够做到的是将这些问题先冷冻或者搁置起来。

   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后,两国关系一路下滑,最终跌至1972年以来的底点,在四年的博弈过程中,中日之间事实上达成了“不战”的共识,这已经是目前中日关系的底线。这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不要轻言战争,包括民间舆论也是如此。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战”共识需要得到两国进一步的确认,这对于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尤为重要。但在不战的前提下,中日之间的和平竞争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东亚正在经历着一场权力转移。

   有学者认为,东亚正在经历权力和平转移的第一阶段,2010年是中日权力转移的起始点,这一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当时中日关系正在冰冻之中。现在想想看,中日首脑见面可能意味着第一阶段正在完成。中国GDP超过日本,代表着东亚经济权力重心微妙转移,但真要实现和平转移,需得到两国的承认。四年间,中日关系龃龉不断,右翼色彩浓重的首相安倍上台之后,双方竞争不断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各种强硬的言论不断出现,比如将钓鱼岛作为靶场等等。

   但最终中日都未发生类似中美撞机之类的高风险事件,在激烈博弈的背后也形成了一种“默契”:严格的风险管控,以防出现意外。如果和平指的是没有战争的话,那这四年也算是中日权力的“和平”转移。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实力的基础都来自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实力。中国三十多年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方略,而日本也曾实施贸易立国的战略,经济、贸易是中日两国所擅长的,也是权力的来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流行的是“日本第一”,21世纪的流行词是“中国第一”。中日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模式的代表者,在地区格局中的话语权也来源于此。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日本,意味着中日经济领域的竞争会更激烈,中国开始从总量到质量,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日本则希望将GDP增速给拉上来,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扭转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免日本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

   而在经济竞争的背后,是中日两国新任领导人都在推动“改革”,国家和外交战略处于转型之中。这会为中日关系提供更大的转圜空间,也为时而摩擦的和平竞争开辟了通道。

   中国自十八大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周边外交为核心,通过“一带一路”向西开拓,中国将扮演欧亚大陆与亚太两大经济圈的枢纽和动力传送带,今年亚投行在北京落地,中国外交转型的意志已经得以体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既是外交优先方向的调整,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再平衡。为的是弥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对西部形成的差距。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数十年,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外交战略(开放战略)的配合,西部开发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优惠,更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体系。“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内陆边疆就变成了开放的前沿,中国的外交重心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偏移。中国向西看,西太地区的博弈与竞争烈度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对日本来说,这是个机遇,但更是挑战,“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现在还没有日本的一席之地,中国发展的红利更多地会外溢到“一带一路”的沿边国家和地区。

   安倍上台之后,日本的“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颁布“特定秘密保护法”、设立日本安全保障局、修订防务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一列的动作推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军事、政治大国,要在国际和地区外交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安倍访美期间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而与中国的对抗,是日本能够不停地“刷存在感”的手段,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期间承认将钓鱼岛置于日美安保第五条,但安倍却没有投桃报李,在TPP上做出让步。

   当更多的人关注和谈论的是中国的外交转型,对日本的外交转型似乎关注度也应提高,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实施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个任期有相似之处,核心点在于“海洋国家外交”、价值观外交,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正常国家”战略。

   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和安倍的外交在东南亚地区有汇合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在于此,而安倍几乎遍访东盟十国,中日之间在东南亚的竞争恐怕已经从实力转向智慧与规则,东盟主导东亚一体化犹如小马拉大车,中日两国在东盟的确扮演的角色更为微妙,在东南亚的竞争也更为技术化。APEC峰会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中国倡导亚太自贸区,既是为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关系(RCEP)和TPP提供合作的平台,同时也是实现亚太经济圈与欧亚经济圈对接的纽带。

   中国从东亚国家走向世界国家,“一带一路”是支撑;日本从世界国家回到亚洲国家,“国家正常化”是发动机,因此,东南亚的确仍是中日两国的叠合点,也是博弈场。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者 孙兴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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