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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嫁给”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学

更新时间:2014-11-11 11:45:26
作者: 郑杭生 (进入专栏)  

  

   社会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郑杭生先生于11月9日晚九时左右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老先生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亦是人大首批一级教授。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开创了社会运行流派,影响超越了社会学界。缅怀!

   郑杭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

   郑杭生先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3年晋升为哲学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哲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受聘二级教授,2009年受聘为一级教授。1984年初创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198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6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硕士点,1987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3年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1998年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郑杭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已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60余部。郑杭生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和发展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共五册)是这些理论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郑杭生教授部分文章汇总:

   郑杭生:全面提高“理论自觉阶段”基本功的功力

   郑杭生: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理念新思路

   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

   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

   郑杭生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刍议

   国外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社科研究基金会的作用与努力方向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

   郑杭生:当今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牢牢把握“四个治理”原则

   舆论焦点掩盖下的中国阶层流动现实

   郑杭生:社会学要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

   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

   “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

   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

   社会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大有可为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服务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

   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

   “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

   郑杭生 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

  

   郑杭生先生自述

   记忆中的小学和中学时代

   现在,我介绍自己时,说三句话,人们很容易就记住我了。第一句话是“我姓郑,生在杭州,所以叫郑杭生”,这说的是我是哪里人。第二句话是“远看五十几,近看六十几,仔细一看七十几”,这说的是我的年龄。第三句话是说我“蒙受了不白之冤”。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老教授聚在一块儿等待接见,戴逸老师看了我一会儿,问:“杭生啊,你这个头发染过没有啊?”我说:“戴老师,我这个头发是爹妈给的,‘原生态’的,从来没有染过。”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杭生啊,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了!”现在,这三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标志了,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用多说,光是这三句话就让大家牢牢地记住我了。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的祖籍是浙江温州乐清。乐清现在有120万人口,差不多有40万在外地。关于乐清有一句名言:“有车轮的地方就有乐清人,没有车轮的地方也有乐清人。”现在乐清人在北京还有同乡会、商会,他们有的还聘我做顾问。

   我父亲是个农民,后来自学了一段时间,到杭州高等法院做了书记,这个书记其实就是“记录员”。我1936年在杭州出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两岁。接着我们全家逃到浙江余姚。那时候浙江有三北:姚北、慈北、宁北,我父亲和我哥哥就到了姚北。一开始他们在沙田区工作,后来又搬到城里,随后又到了南部四明山区的梁弄镇。

   在南部四明山区,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吃的东西都没有油水,还经常吃竹笋,而竹笋是吸油的,所以吃了之后更难受。另外,小孩子得寄生虫病的也很多。与此同时,战争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离很远就能看到炸弹投下来。到沦陷区去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小,挑夫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放着行李,一个筐放我,过关的时候,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殴打挑夫。这些事情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余姚度过的。余姚县阳明镇这个小城,以姚江为界,分为江南城和江北城两部分。我家住在江南城的学弄里,进去就是以前的孔庙,那里有个第二小学。1944年,我开始在那里读书。1950年,我考入了地处城北、很有名的余姚县立中学念初中。也许是男孩子,智力开发得晚,我初一的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过爱好文艺,自己偷着看《三国演义》等书籍。到初二的时候,我就知道用功了。那时候初中有代数、几何课,我基本上不用专门做题,其他的同学来问我题目该怎么做,我一边给他们解答,一边把我自己的题也做了。在这一时期,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在我的启蒙老师张斌的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些钢琴练习曲,并且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品学兼优奖”,从此自己的信心也增强了。

   我1953年初中毕业。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严格实行是在1958年,所以那时还能自由选择外省的学校。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所以毕业后我有三个选择:考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中学或者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原来叫“江苏省立一中”,解放之后改称“上海市上海中学”,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淘汰率很高,上海人一听到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就肃然起敬。在自信心的驱使下,我决定报考上海中学。决定之后,我就出发了。先乘小火轮沿着姚江到宁波,再乘大火轮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哥哥问我:“你考什么中学?”我说:“上海中学。”那一年有8 000人报考,只录取400个,我哥哥打量了我半天说:“你行吗?”我说:“试试吧。”结果我考了153名,被录取了。可以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考高中是最难的,因为后来我上中国人民大学是保送的。

   上海中学实行住宿制,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虽然我家离学校不算太远,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一般周末都在学校,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那时候上中的教学质量很高,教我们的那一批老师后来都到大学教书了。因为知道学习机会难得,所以我学习特别努力。我们小地方的孩子到了上海,除了外语差一点外,其他的像数学、语文、历史这些科目的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过了半年我就差不多又是全班第一了。上中每年都有作文比赛,我的参选文章得到了一等奖。因为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当然,在上海中学也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比如学习普通话。我们这些外地人普通话说不好,上海人老笑我们浙江人说话,不过那样的环境对我学普通话很有帮助,普通话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嫁”给中国人民大学

   1956年我高三毕业,中国人民大学那时有提前招生权,在全国统考前招生。我的成绩符合条件,所以没有参加全国统考,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志愿时,我那时还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这两者都喜欢,于是就报了哲学系。那时候,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5年。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选择哲学也符合我当时的个人兴趣。

   进入人大哲学系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应届毕业生,以前都是招调干生。当时人大哲学系一共招了大约200人,分成7个班,都是各地比较优秀的学生。在5年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周报》还让我做通讯员,我给《周报》写了很多东西。此外,我还和经济系的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作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在当时流传还挺广。

自从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在人大当学生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在延安的时候还担任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还精通德语和英语。我们系的萧前老师更是我的恩师。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本科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都还没有如愿(我直到后来到湘潭农村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后,才于196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留在人大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不敢想的奢望,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我曾想过去南昌,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在那里。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但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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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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