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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洁:胡乔木与1980年政治制度改革

更新时间:2014-11-10 21:53:19
作者: 张成洁  
它还要发展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前途(如在波继续演变扩大和影响到邻国或引起苏联干涉时)。1956年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企图由此引出结论,正确解决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正确而重要,至今仍有巨大指导意义。可惜:(1)后来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历史上的大悲剧,即认为人民内部矛盾部分亦未实际正确解决。(2)《正确解决》一文的内容其实并未完全正确解决,除因修改而前后矛盾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该文并未认真研究,都是不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其次矛盾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亦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这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该文亦略而未谈。这本亦不是一篇讲话一个时候所能解决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任务。现在新的波兰事件又来了,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对每一有关问题认真研究制定出正确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予以力行,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

   胡乔木于10月1日和3日将这封信修改了两次,通知中央秘书局印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他在信上新加了一段话,要“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外事研究部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计划委员会及有关各财政经济部门、工会、青年团、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新华社、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出版部门、公安部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统战部等各部委,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研究对策”。实际上是在制造中国将发生波兰危机的舆论。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去找陈云、邓小平,提出中国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接着,中宣部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在1980年底的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在给邓小平起草的讲话中,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替了批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这也是文革后,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样,刚刚开始的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就被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浇灭了。

    

   以《条例》对抗出版法、结社法

   1980年12月16日—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旨在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做了《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重调整,缓改革”的建议。邓小平做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胡乔木提议,邓力群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对其中思想工作部分做了很大的修改。12月11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去信建议“六中全会最好能增加一个议题,即讨论通过关于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决议”。他说这“是一个很复杂而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实际上群众将最关心这样一个决议。前天约邓力群同志谈,他说如果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可以担任起草。”邓小平批示:“这是一个好意见”,“已告乔木照此搞文件”。注10胡乔木与邓力群搞的这个文件最后成了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

   邓小平的讲话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响应陈云的讲话,谈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第二部分主要讲为了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并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先行试点,非试点单位在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条例以前一律执行原来的制度;民主要在社会主义法制和党的领导下进行;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并强调“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第三部分重点讲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胡乔木对这部分内容做了大量修改。这部分内容除了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抽象的肯定外,主要指出了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斗争。所以今后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讲话就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了几点:一是要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31年来的巨大成绩,不能把错误说得一团漆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劳第一位,错误第二位,不能把错误归为个人品质。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不要夸大党内不正之风的宣传;党员的一切行动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特别重要;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讲话指出,现在居然有人对这个口号进行批判,难以容忍。要在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同时,批判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等。第四部分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破坏行为。

   文中说:“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国家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注11这篇措辞严厉的讲话,当然与邓小平先前提出的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以及批判封建主义相去甚远了。

   1980年12月20日,胡乔木又趁热打铁地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写了封信,就当时的宣传工作提出建议:准备一篇有分量的,反映党中央对当前全党工作和全党思想工作要求的元旦社论;配合社论,准备写一些反映当前种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文章;新的思想理论问题的探讨不要轻易在报纸上发表,避免使下级干部和党员有无所适从之感,且又为一些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制造气氛和口实;出版物太多了,这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党对舆论的指导实际很难用“双百方针”抵挡一切。注12于是,在中宣部组织下,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元旦社论,将中央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公布于众。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邓小平讲话的指示起草了《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这个《条例》在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时未予通过,被胡耀邦否定。胡耀邦决定改为拟定结社法、出版法。为此,胡乔木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并胡耀邦、彭真写了封信,陈述坚持《条例》的理由:

   (一)小平同志讲话(笔者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已向群众传达,讲话中建议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布有关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例、指示,现在忽然不发了,容易引起种种揣测。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例不是个别性的条例(如出版法、结社法有关罢工、游行等法规)所能代替的,更非已有的法令所能代替。尤其是小平同志报告中说明要把四项原则法律化,现在的条例稿已根据宪法第一、二条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是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中心关键,任何个别性的条例、现有法令及其补充规定都无法代替。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提出以后如果不了了之,对安定团结是否有利?对中央威信是否有利?

   (二)关于对付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活动是目前阶段斗争中的一个很迫切的问题。由于过去迄未采取明确有力的方针,现已蔓延很广,几乎扩大到各中等以上城市的许多学校和工厂。如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办法来对付,则这种法律断非短期所可拟定。就是说在条例稿中规定按《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和《管理书刊出版业发行业暂行条例》来要求他们登记,其后果亦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一部分人,现正积极活动登记,以全国之大,各级负责登记机关人员的庞杂,这种后果是很难避免的),故现在的条例稿还要改得严格些,只讲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团体的刊物一概不许成立和活动否则即予取缔之类的话为好。结社法、出版法一类问题最好暂时不提,先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否则远水不救近火,甚至养痈遗患。

   (三)有些问题过去法令中未有规定,用补充规定办法或则是琐碎(如处理淫秽电影等)或则更为刺目(如授权地方戒严等),而不规定公安机关或地方行政机关无法无据,将来被责问时很难说话。

   (四)现在的条例有一缺点,即易使人感到全国不安定。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很久。出路有二:1.把现在的条例稿的有些条文改得缓和些或加以压缩删略。2.人大常委通过后不登报,只在各单位内部张贴。不过后者不算好办法,除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外,有些条文亦不便在报纸上解释。如游行要登记,罢工要调处,在国际上都是常事。

   胡乔木的进言很快收到效果。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出版法、结社法在胡乔木的干预下就此夭折。4年之后,1985年1月23日,胡乔木与中宣部新闻局同志谈到新闻工作的改革时说:“中央的同志在三年前就提出搞出版法,现在看还得搞。”不过,胡乔木此时提出搞出版法,是因为“现在莫名其妙的小报很多”的时候了。注13

    

   注释:

   注1郑仲兵《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卷(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32页。

   注2阮铭:《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1年版,第42~43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642页。

   注3阮铭:《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1年版,第44页。

   注4郑仲兵《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卷(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90页。

   注5《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注6邢小群:《中共中央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谈胡乔木》(下),《湖南文史》2004年第3期。

   注7《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注8《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注9《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3页。

   注10《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

   注11《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54~374页。

   注12《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308页。

   注13《谈新闻改革》,《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作者为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来源: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0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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