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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救救儿子”还是“救救孩子”?

——果戈理、鲁迅《狂人日记》对照记

更新时间:2014-11-05 20:16:31
作者: 翟业军  

   早在留日时期,有志于译介外国文学的鲁迅就开始关注果戈理,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到了1918年,正是在果戈理《狂人日记》和尼采《苏鲁支语录》(又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共同开启之下,鲁迅创作出属于他自己的《狂人日记》来,这一篇《狂人日记》与《孔乙己》、《药》等小说一道,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不过,鲁迅虽明言自己的《狂人日记》确实其来有自,却毫不掩饰后来者居上的信心

   :“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2本文撇开“超人的渺茫”不说,单看所谓的“忧愤深广”究竟指向何处,后起的《狂人日记》是不是真比原版的来得“忧愤深广”,对于“忧愤深广”的强调和自傲折射着鲁迅什么样的创作心态,原版不那么“忧愤深广”的缺失处会不会恰恰泄露出果戈理自身的忧心,只是此忧非彼忧罢了?

   一、在正常与疯癫的两极

   所谓“狂人日记”,就是一个疯癫的人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衣食起居之类事务的逐日记录。那么,狂人为什么要记日记,如何有能力记日记,他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终止了他的日记?种种问题,让我们在两篇日记中寻找答案。

   果戈理《狂人日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认定狗说人话“不寻常”,“不寻常”到一定要在“

   十月三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劈面就说,说明波普里希钦心中有一个寻常的、稳定的世界的存在着,他是一个常人,这个常人被“不寻常”的事“格”得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人啊,首先,他满意于自己九等文官的地位,时时谨记一位上等人应有的高贵,他说:“要不是为了职务高贵,我早就辞职不干了。”其次,在安于现状的同时,他又葆有一份合理的“上进心”,他相信自己还能“大有作为”,而科长之所以对他阴沉着脸,正是嫉妒他的挡不住的好运——有了合理的“上进心”,常人的世界才是富有生机并因而越发稳妥的。再次,他还秉持上等人应有的道德“洁癖”,本能地憎恶那些“伤风败俗”的下等人、事,比如,读了《蜜蜂》,他痛斥:“法国人全是些多么愚蠢的家伙!他们说的是些什么!真个的,我想把他们统统抓起来,用桦树棍子抽他们一顿才痛快!”再如,当他幻想部长的女儿垂青自己时,立马用“……”遮蔽掉了思维的信马由缰,紧接着就是严苛的自我矫正:“哎呀,下流……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就是这么一位四平八稳、志得意满的常人,猛然撞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当然会第一时间警醒自己是不是出了幻觉,抑或是喝醉了:“留点神,我别是喝醉了吧?这样的情况可是不大有的。”可是,明明是那条叫美琪的小狗在说话啊?于是,他不得不“把这一切好好儿想了一下”,而整篇《狂人日记》正是“好好儿想了一下”的副产品——他要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并反思自己原本稳妥的世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稀奇的事情,他又该如何消解掉这一坚硬的异物。不过,“好好儿”去思索一件“不寻常”事情的事情本身,已经说明他在试图把“不寻常”纳入寻常,他受到“不寻常”强大的反作用力的暗示和牵引,他站在了“不寻常”的深渊边上。果然,“好好儿想了一下”的结果就是“不寻常”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甚至承认,他最近“常常听见和看见一些大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要知道,对于“不寻常”的不以为奇和承认,正是以“不寻常”为寻常的开始,当“不寻常”成了寻常状态时,他距离疯癫也就不远了。其后,他还要被一系列“不寻常”的事情死死拉拽着,身不由己地坠落下去,并在坠落的过程中碰上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中,他第一次看清自己那副让自己如此难堪和绝望的“尊容”,被这副“尊容”强行占有的他一定会彻底崩溃。这里的魔镜就是小狗美琪的“信”,这些“信”映照出他的双重镜像。其一,美琪非常高傲,连正眼也不瞧一下那条笨头笨脑的看家狗,更厌恶那条可怕的猛犬,它称它为蠢家伙、乡下佬,可是,它是多么迷恋有着一张“惹人爱的小脸蛋”的“骑士”特列索尔啊。这样一条害着热烈的相思的高傲母狗,不正像他这位单恋着部长女儿的高贵的九等文官?他的骄矜和迷恋原来跟美琪一样的“狗腔狗调”,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其二,他甚至还不如美琪,你看,美琪又为他刻画出另一重越发不堪的镜像:“啊,亲爱的,你不知道这人长得多么丑。简直像一只装在麻袋里的乌龟……”九等文官竟会是一只乌龟?一只乌龟竟会不自量力地恋上部长的女儿?就是这双重的猥琐镜像,深深地撼动了他的业已出现裂隙的世界,悚惧得失措、绝望到狂热的他开始痛骂这条愚蠢的狗尽说些“魔话”,接着又向他的立身之本提出了致命的质疑:“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凭什么我是个九等文官?”这一质疑一举摧毁了他所剩无几的理性,他只能朝向疯癫的深渊无休止地坠落下去,他的日记的日期也随之冲破了“十月三日”这样的自然时间,到达“日期不记得。也没有月份。鬼知道是什么日子”之类的时间无法规范的无何有之乡——丧失了时间感,他也就完全地丧失了世界以及把捉世界的企图,他真疯了。真疯了的他的日记当然是难以为继的,只能结束在“知道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知事的鼻子下面长着一个瘤”之类不知所以的话语碎片上。所以,果戈理《狂人日记》是从常人常态朝向疯癫的不断坠落,这样的坠落无外物可以归咎,亦无外物能够施以援手,这是狂人对于自身的存在真相猝然洞观之后无可挽回的下场,常态是假象,疯癫才是真实,最冰冻的真实。

   鲁迅《狂人日记》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开头。这里的“很好的月光”与“明月几时有”那样的古典诗意无涉,它是莎士比亚《奥赛罗》里不走常轨,靠近地球,叫人都发了疯的月亮,是王尔德《莎乐美》里“红得像血”,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女尸,更像一丝不挂、到处寻找情夫的疯女人的月亮,是张爱玲《金锁记》里如同漆黑天上一个白太阳的一轮满月,朗照着这个“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的疯癫世界。疯癫的月光,疯癫的“我”,整个世界都仿佛燃烧得通明透亮,“精神分外爽快”,于是,“我”猛然醒悟: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疯癫的世界如此通透,任何一丁点的诡秘动向都逃不出“我”的眼睛:“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真是一个精力过分饱满、感觉高度灵敏的狂人。到了第2节,“今天全没月光”。敛去了月光,也就敛去了精力和兴奋,只剩下虚弱以及由虚弱反向刺激出来的谵妄:“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第3节,还是那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两次强调,“凡事须得(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研究”的结果是,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其实从头到尾写着“吃人”两个字。这里的俨乎其然的“研究”,哪里是什么严密的归纳、演绎,而是一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非理性跳跃,这样的跳跃,唯狂人才能完成。第4节,何先生来诊,“我”无意中发现,大哥也在合伙吃“我”,那么,“我”被吃了,却还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一由发现大哥吃人到认定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的逻辑推定,已非狂人所能为。第5节一开始是“这几天是退一步想”。“退一步想”何尝是狂人所能做到的,那里面包含着多少逻辑关系的推演、人情世态的斟酌啊,不过,狂人真的“退一步想”了,还用了“假使……也仍然……(因为)……”这一指示着极其曲里拐弯的因果关联的句式,那么,他正在清醒,或者根本就是佯狂?“退一步想”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冤枉何先生和大哥,于是,在第6节的“黑漆漆”不分昼夜的时空里,“我”想象着吃人的世界,并与之对峙:“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凶心、怯弱、狡猾之类词汇,正是鲁迅对于“庸众”的多重样态的断语,比如,他在《摩罗诗力说》里认定,民众大抵“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3。至此,“我”与作者开始重叠。第7节,“我”越发清醒、缜密起来,在“疾视”大哥之罪恶的同时,掺杂了更多的“衷悲”:“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有了“衷悲”的渗入,一直“疾视”着的狂人终于蜕变成了恳切、深挚的启蒙者——“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我”与鲁迅之“我”原来是二而一的。到了第8节,作为启蒙者的“我”作出了振聋发聩的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第9节,“我”进一步吁求:去了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如果说这里的吁求还只是杂文一样的议论,没有特定的吁求对象的话,到了第10节,“我”就直接向大哥乃至众人喊话了,“我”的喊话运用了“只要……只要……也就……”这样杂糅着假设、祈使的复杂句式,还把“将来”这一狂人决不会顾及的时间维度纳入自己的推演过程,从而作出令人震悚的,却又像定理一样不可撼动的“归谬”:因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所以“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第11节,“我”把寒光凛冽的剖刀切向了母亲,母亲也是吃妹子的帮凶,第12节,更切向了自己:“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就在自剖、自责的时候,“我”突然对自己作出了一个苛刻、沉痛到不近人情的判断:“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一判断看似匪夷所思,就像是狂人所惯有的非理性跳跃,实则是作为启蒙者的“我”对于自身黑暗的承认和逼视,是把四千年吃人履历之类“黑暗的闸门”一肩扛起,更是自觉承担“立人”的神圣使命,一定要把“沙聚之邦”转成“人国”。“我”的灼灼目光四下里扫开去,当然是一片萧然:“难见真的人!”这一直感把所有吃人者都归入假人、非人一类,却独独把“我”这样的启蒙者择了出来,因为启蒙者虽也吃过人,却已醒悟到四千人吃人履历的肮脏,觉醒了的“我”即便因为无意中吃过人所以已算不得真人,起码也是正在朝向真人转化的“历史的中间物”,正是这样的中间物,才有资格发出真人难觅的感慨,才能在第13节喊出“救救孩子”的清明之声。“救救孩子”既是最急迫的时代议题,亦能反映出启蒙者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的使命感、自豪感——那些还没吃过人的孩子,唯“我”辈能救。所以,鲁迅《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走了一个反方向,他笔下的狂人从疯癫走向清醒,从过度的灵敏、狐疑走向绝对的冷静、坚定,直到喊出“救救孩子”的时代强音。强音喊出来了,日记也就结束了,因为“我”记日记的目的,就是要揭出吃人的真相,喊出启蒙的“狮子吼”,接下来的事,便是践行了——这不是真疯子的不得不止,而是佯狂者的常止于所当止。佯狂者也从不向外物归咎,因为“我”知道,自己背负着四千年吃人履历,佯狂者同样不奢望外物的救助,因为“我”知道,只有“从真心改起”的“我”以及“我”的同仁才能修复世界由来已久的朽坏。正是这样一种一切都知道的自信和明朗,让初读《狂人日记》的沈雁冰受到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4,也让张定璜恍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5——“阳光”、“炎光”云云,不正点明了佯狂者的盗火者、启蒙者身份?

   综上所述,果戈理与鲁迅的狂人,一个由正常而疯癫,是真疯子,一个由疯癫而正常、而清明,却仍旧举止癫然,是佯狂者。真疯子丝丝入扣地记录自己的行迹,他的日记却注定会错乱、破碎并消散,佯狂者的日记虽“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却一定“略具联络”,它哪里是“供医家研究”之用的,它根本就是一篇战斗檄文,要让所有吃人者听取。

   二、疯言疯语与训众箴言

接下来的问题是,真疯子和佯狂者的疯癫是一回事吗,疯癫究竟有多少种形态,它怎么具备如此巨大的涵盖力?其实,疯癫可能是一种生理性病变,更可能是基于常人/狂人、正常/疯癫的二元对立,对于那些不同于常人常态的特殊状态的指认。对于作为特殊状态的疯癫的指认,既源出于常人对于自身正常状态的信心满满,更是要反过来强化常人当然正常、从来都正常之类的自我认同——这个正常的“我”正在忧心忡忡地打量着疯癫的异己者,如此居高临下的打量不正标示出打量者不证自明的优越性?疯癫既被指认为失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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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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