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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救救儿子”还是“救救孩子”?

——果戈理、鲁迅《狂人日记》对照记

更新时间:2014-11-05 20:16:31
作者: 翟业军  
就无法被理性的阳光照彻、澄明,它不得不是紊乱的、幽暗的、失语的,它无法为自身申诉、呐喊,它就算真的绝叫了起来,绝叫也只是一些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疯言疯语而已,疯言疯语反而更进一步地坐实了它离开正常已经有多远。所以,疯癫注定是混沌、神秘的,只能被定义,被命名,却无法被穿透,被言说,它就是一个与我们比邻而居,随时都有可能吞噬我们的黑洞,一块我们都很好奇,却只能以想象的方式抵达的飞地。有趣的事情随之而来:作为一块只能定义却无法抵达的飞地,疯癫成了一个不知所指为何物的空空荡荡的能指,这一能指饥渴地召唤着由常人常态根据自我认同的需求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各色各样的填充物,它的性质和状态也就由这些填充物的性质和状态暂时性地凝定了,所以,疯癫是一种随常人常态之“物”而赋“形”的相对性状态,它从不“是”其所“是”,而总是在“是”常人常态之所非“是”。如此一来,要想一窥两篇《狂人日记》的真面目的话,还要从两个狂人各自所对应着的常人常态说起。

   前面已说到,波普里希钦的疯癫所对应的常人常态是一个九等文官的稳妥世界,他的世界之所以稳妥,是因为他沾沾自喜于“我是一个官,我是名门出身”,时时想到自己能“大有作为”,并因而看不起其他的蠢货,由此,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本质上的卑琐,他就这么既稀里糊涂又怡然自得地活着,活下去。被一同收在《彼得堡故事》里的《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是波普里希钦眼中的蠢货,因为后者只要口袋里还有一文钱,就忍不住去戏园,还不屑地想:“可是我们的同僚就有这样的蠢货:压根儿不上戏园,这些乡下佬,除非白送他戏票”,而前者却从不寻找任何消遣,“谁都说不出,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见过他”。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蠢货,竟是波普里希钦精神上的影子,就像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一样。你看,巧合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是一位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因为沾沾自喜和自大而忘却自己的存在处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则靠沉迷于抄写工作来逃离他的真实世界——他不管看什么,看见的都是他的清晰工整的字行,他只要想到明天老天爷不知道又会赐给他什么东西抄,他就打心眼里乐了,于是,“一个每年挣四百卢布而能乐天知命的人的平稳无事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可是,魔鬼一样的果戈理就是不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度过他们的生命,就像是给宁静的小城派去一个假钦差(《钦差大臣》),给凝滞如一潭死水的地主生活塞进一个骗子(《死魂灵》),他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契机,一种黯淡生涯里不可能的、太过辉煌的梦想,于是,他们骚动了,振奋了,妄想了,又不可避免地摔倒了,在摔倒的过程中,他们终于看清自己原来如此猥琐、卑下的真相,而疯癫是洞悉真相的他们唯一可能的下场。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契机就是那件外套,用小说的原话说,就是“一个光辉的访客曾经借外套的形式闪现了一下,刹那间使他可怜的生命活跃起来,后来灾祸还是降临到他头上”。不过,死并不是他的终点,而是由正常坠入疯癫的临界点,疯癫了的他以幽灵的样态在卡林金桥畔一带徘徊,“剥掉凡是人们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鞣皮”。对于波普里希钦,契机则是对于部长千金的突如其来的爱慕,正是这一爱慕让他迎面撞上自己的双重镜像,被真相猝然吞噬的他“好像突然被一道闪电照亮”,于是,“西班牙有了皇帝了”。剥人衣服、当上皇帝之类的癫狂,是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想象来恶性补偿他们从前太过卑琐的生命,他们的举止越是癫然,说明他们的生命越是卑琐,这样的卑琐,普希金命名为庸俗:“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有才能把生活的庸俗现象展现得这样淋漓尽致,把庸俗人的庸俗描写得这样有力,以便让那种被肉眼忽略的琐事显著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6普希金没有说到的是,庸俗不是刻画出来,而是在疯癫之镜中映现的,只有在疯癫的映衬之下,庸俗才成为庸俗自身,而不是一种稳定、怡然,本来如此也应该如此的生命常态。这样一来,同样过着稳定、怡然的生活的每一个人就都有可能是庸俗的,或者说,存在即庸俗,在,就是庸俗地在,只是大多数人没有遇上果戈理式的恶作剧而已。正是在此意义上,果戈理说:“我的读者中任何人都不知道,如果他嘲笑我的主人公,那就是嘲笑我。”7果戈理连自己也不放过。深味着庸俗的滋味的果戈理,不禁心生喟叹:“诸位,这世界多么无聊啊!”生命如此庸俗,世界多么无聊,如此可怕的存在真相就算发了疯也无法挣脱,反而是越发地清晰、刻骨,果戈理的狂人不得不绝望呼告:

   妈啊,救救你可怜的儿子吧!往他发烧的脑袋上洒一滴眼泪吧!你瞧,他们把我折磨得好苦啊!你把苦命的孤儿搂进自己的怀抱吧!他在这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他在遭受迫害!娘啊,你可怜可怜你有病的孩子吧!

   存在原来必定要孤独地承受这份早已分定的庸俗和无聊,那么,存在者就一定是“苦命的孤儿”。不过,孤儿根本无力承受因为无比轻盈所以又太过沉重的庸俗和无聊,绝望的孤儿只能向虚空里喊出一声“妈啊”,呼唤者随即在呼唤声中自我催眠成了儿子,一个有妈妈、怀抱、慰藉、家园来向往和依恋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孤儿哪来的妈妈,“救救儿子”的呼告终究是一些当不得真的疯言疯语罢了。疯言疯语让常人避之唯恐不及,却又令他们喜不自胜,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把自己多少也能感受到一点的庸俗和无聊以及对此的恐惧全都推给疯言疯语,他们自己也就彻底安全了,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正是疯言疯语揭示出了人类注定沉沦于庸俗和无聊,毫无得救可能的可怕事实。

   鲁迅的狂人所对应的常人常态是吃人的世界,吃人的世界因为大家都在吃人、吃了四千年的人而维系着暂时的稳妥,于是,诅咒吃人的“我”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威胁到常人常态的合法性根基的疯子。“我”显然不是真的疯癫,“我”非常清楚,大哥之所以说“我”是疯子,只是“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这样一来,将来吃了“我”,“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这是一个为了保持和加强常人的自我认同,把自己所恐惧的东西定义为疯癫的经典案例。不过,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被叱责为狂人,“我”只是淡然地想,“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并没有太过排斥,而不像波普里希钦那样,始终不可能直面自己被命名为狂人的事实——他被关进了疯人院,还以为是到西班牙加冕,而疯人院的工作人员不是宰相,就是宗教大审判官。不单不排斥,“我”还要以狂人自许,抑或是自诩,因为只有狂人才能说出吃人这一常人世界早已习焉不察却又在下意识地掩盖的真相,并喊出“救救孩子”的强音。就这样,疯癫从被定义、被命名的不详之物,悄然转化成了自我定义、自我命名的荣耀之物,就像是武士的徽章,而狂人也由那种与弃儿、白痴、麻风病患者、骗子一道,被驱逐到暗影里去的常人常态的他者,一跃成了天然地掌握着真理的先知、使徒、智者、圣者,就像柏拉图“洞穴比喻”中那个被嘲笑,甚至会被杀掉的“囚徒”,像在广场上向人群大声朗诵“我们的萨拉米斯”的“疯诗人”梭伦,像被钉上了十字架,被路人辱骂、被祭司长和文士戏弄、被同钉的强盗讥诮的耶稣。狂人原来就是先知,这一点,傅斯年有非常明确的总结:

   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8

   从这个角度说,试图唤醒常人的狂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人,而一般意义上的常人则是有待唤醒、疗治,让真常人既“疾视”又“衷悲”的真疯子,真疯子不是一种生理性病变,而是真常人根据自我认同的需要,对于非自身之所“是”的人们的命名,真常人污名化起真疯子来,也是毫不手软的,比如“青面獠牙”、“虫子”、“海乙那”(hyena),不一而足。如此一来,“狂人日记”的命名就是一桩极暧昧的事件,它既是狂人“病愈”,或者叫堕落为一般意义上的常人之后,对于自己从前的疯言疯语既哑然失笑又深怀恐惧并因而果断采取的他者化伎俩,也是真常人为自己庄重地戴上了先知的冠冕,他要“登山训众”了,而“救救孩子”的呼唤,正是先知的训众箴言,正是一定会传布开去让万民得拯救的福音。“救救孩子”这一雷霆万钧的呼唤当然要比“救救儿子”的绝望呼告来得“忧愤深广”,冷静、明晰的训众箴言当然要比凌乱、凄厉的疯言疯语来得深入人心,只是,包括鲁迅在内的我们都忽略了,我们都是孤儿,我们都希望成为妈妈的儿子,我们一定会在某个领悟的时刻发出“救救儿子”的呼告,所以,在存在论层面,“救救儿子”的呼告其实也是同样“忧愤深广”的。

   训众箴言讲求文体和行文的简洁、准确、有力,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假装痴愚、插科打诨、旁逸斜出、细节的增生和肥大、判断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类小说常见的手法和态度,都是不必要的冗余,必须坚决予以清除,就连梁启超所推重的“熏浸刺提”,都太过的迂回和委婉,会影响到箴言“撄人心”的直接有效性,所以,鲁迅《狂人日记》与其说是一部沉潜入人物内里的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洪钟大吕般的文章。这一点,鲁迅自己非常清楚,他说,他不能以自己之“必无”,来折服他人之“可有”,便答应金心异(钱玄同)“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狂人日记》,积久有了十余篇“小说模样的文章”9,集为《呐喊》。周作人在论及《狂人日记》时,对它的文章体式也有虽然苛刻倒也算准确的判断:“这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与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10说《狂人日记》是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并不是在贬低它的成就,因为写文章与做小说,本来就没有高下之分,吉川幸次郎甚至认定,“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即把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用文字写下来——是人间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11。不过,文章体对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有着巨大的体裁暗示,鲁迅在小说与文章之间的徘徊,也必定会留下一些难以弥合的漏洞。周作人就说,写赵家的狗看了两眼,这与果戈理所写的小狗有点相近,拉出古久先生,也想写得“热闹”点,可下面要集中于礼教,便写得“单纯”了起来。照我理解,所谓“热闹”,就是一种小说性的丰富、暧昧,而“单纯”,则是文章式的简洁、直接,《狂人日记》由“热闹”而“单纯”的嬗变,正是鲁迅从小说家到文章家、启蒙者的身份转换的过程。因为当文章写,《狂人日记》就到处都是“从来如此,便对么”、“救救孩子”之类的格言——这是登山训众的当然后果;也会有一些文章笔法,比如那个何先生,与《父亲的病》中的陈莲荷先生一样,都在影射当年的绍兴名医何廉臣。更关键的是,作为文章的“狂人日记”的日记作者,当然不会是一位鲜活的人物,而是一个文章中常见的抒情人、议论者,抒情人、议论者是一种没有名字、未知职业、不谈长相的抽象的人,与那个长着一头稻草般的乱发,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一点秋波、一顿刻薄就足以完全地颠覆他的生活的波普里希钦,与满手是泥,原来是用手“走”到咸亨酒店的孔乙己,与拧了一把小尼姑的脸,到了晚上却睡不着,觉得手指间有点古怪的“滑腻”的阿Q,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存在——抽象的人是作家的传声筒,只要把那个情和论传递出来,那就够了。从这个角度看,鲁迅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12,也不尽是自谦,鲁迅对于自己要干什么,在干什么,从来都是极洞明的。

  

   注释: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4茅盾:《读〈呐喊〉》,《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

   5张定璜:《鲁迅先生》,见《鲁迅论》,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136页。

   6见《与友人书简选·就〈死魂灵〉致不同人的四封信》,《果戈理全集》(第6卷),周启超主编,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此外,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说,果戈理的唯一对象,就是“人类的不朽庸俗”。不过,他接着说,在死去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成为狂人的波普里希钦和说谎的赫列斯塔科夫的脸上,“闪烁着某种真实的、不朽的、超理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一切人的人性里都有,这种东西从人性里向人们、向上帝呼喊着:我只有一个,过去和将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类似于我的人,我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切……”这样的说法,是诠释者站在自身角度的“过度诠释”,而忽略了死亡、疯癫和说谎本身,以及它们之于人物的意味——在梅氏的逻辑中,死亡、疯癫和说谎,仿佛只是人物的面具,面具下面,隐藏着一个真正的“我”。《果戈理的“魔鬼”和〈钦差大臣〉》,见《果戈理评论集》,袁晚禾、陈殿编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7见《与友人书简选·就〈死魂灵〉致不同人的四封信》,《果戈理全集》(第6卷),周启超主编,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8傅斯年:《一段疯话》,见《傅斯年文选》,林文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10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1吉川幸次郎:《中国文章论》,见《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王水照、吴鸿春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12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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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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