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是父亲99岁的生日，我国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讲究，所以早在年初，父亲单位的同志们，还有家里的亲戚，就开始议论如何给父亲做100岁寿辰。作为他的女儿，我从没想过父亲的生命力有这样顽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又坚持了四年多的时间。这四年，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在护理他之余，我时常看着他那弥陀佛般安详的面容想，他还在想什么呢？想起他的前任秘书李克穆常说的话，薛老是神仙级的人物。神仙的意境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平静如水的生命状态？
“牢狱大学” 毕业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老师说我父亲从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老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老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父亲跟随他从一开始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有人曾奇怪，怎么父亲这一代经济学家多是江苏人，那是因为陈翰老带出了一批人，他们除了父亲外，还有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等。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父亲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父亲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枝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老牌“计委”对计划经济的批判
父亲最具有学者风范的是他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他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年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父亲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地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他在1994年10月召开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的贺词，贺词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我很想做个学者 但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9月间，按照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我记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在人大做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对父亲说的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习惯从经济运行中获得结论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同志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把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中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融合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虽然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帐。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