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骅:陈翰笙先生二三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6 次 更新时间:2014-11-04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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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骅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著名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陈翰笙一生的研究工作涵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学科,撰写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

2004年3月,107岁高龄的陈翰笙先生离开了我们。今年是他逝世10周年。翰老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学术、外交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翰老渊博的学识,重视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学风,以及淡泊名利、刚直不阿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和翰老接触不是很多,但有些往事牢牢记在我的心头,一直难以忘怀。

对后学关心提携

我第一次见翰老是1961年下半年。那是在吴晗先生主持召开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上,我代表徐景秋先生与会。《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委除翰老外,还有齐思和、周谷城、吴于廑、季羡林、杨人楩、戚国淦、纳忠、张芝联、黄绍湘、程秋原、李纯武等先生。与会者中翰老显得最为活跃,发言也最积极,他坚决支持周恩来总理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倡议。

1962年4月,第一批《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六种与读者见面,其中有我撰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版后,专门开了一次编委扩大会议,邀请作者列席。在这次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翰老。他在发言中说,有了第一批书的经验,以后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他要求与会作者谈谈写作体会,我作为一个“小字辈”,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翰老听后,非常亲切地对我说:“你书写得很好,内容充实,史论结合,语言生动,完全符合小丛书的要求。”接着,他对我的书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中国”一章应该放在全书的开始,而不是放在末尾;二是不宜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的照片印得那么大,几乎占了一整页,因为它并不是很重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回答说主要是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中国的材料不多。翰老说,你可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加进去,材料可能就多了。翰老在会上还建议编委们除组稿、审稿外,自己都要至少写一本。他身体力行,不久就亲自撰写了一本《印度莫卧儿王朝》。这本书无论从普及外国史知识还是从学术研究上说,都堪称是精品力作。

截止到1965年11月,《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59种,发行总数达160万册,在普及外国史知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79年,《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原名恢复出版。商务印书馆调整了编委会,聘请翰老担任主编。翰老提议在编委会中增加中青年学者,并推荐我担任编委。在翰老的主持下,《外国历史小丛书》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好传统,而且有了新发展。翰老强调在选题上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古、近、现代史都要涵盖,但题目不能太小,必须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人物或事件,而且正面、反面的都要写,要史论结合,不空谈理论,不乱贴标签;在作者选择上可以组织优秀的青年学者和中学教师来写,以发现和培养人才。在翰老接任主编的十来年中,小丛书总共出版了近一百种,堪称一部独特的外国历史百科全书。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社因为经费的原因,停止了小丛书的出版。对此,翰老深感惋惜。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初期,想写一本关于克鲁泡特金的新传记。我把这一计划和设想与翰老谈了以后,他立即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说,为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要认真研读传主的各种著述,这是第一手资料,别人写的关于他的著述是次要的。没有原著做依据,提出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翰老建议我去拜访一下巴金先生,并专门为我写了介绍信。

1981年秋天,我带着翰老给巴老的信去上海拜访了巴金先生并得到先生的指导。巴金先生强调必须要通过实际材料来提出观点。这实际材料主要就是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遵循两位先生的指导,1986年1月,我的专著《克鲁泡特金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面包含了翰老的悉心指导、支持、关心和培养。书稿付印前,翰老认真审阅了卷首长达一万多字的《引言》,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翰老对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培养,绝不止对我一人,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对工作一丝不苟

翰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随时关心着所里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发现我们的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时,总会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他提意见时从不转弯抹角,而是直言不讳,有时还很尖锐。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再不改进,我这个“名誉所长”就成了“不名誉所长”了。

所刊《世界历史》每期有一个英文目录,翰老一直批评我们翻译得不好,既不能准确表达各篇文章的内容,也不符合英语的习惯,甚至令外国人都根本看不懂。他反对把中文题目逐字直译成英文,认为要根据文章的主题和内容,适当参照中文题目,按符合英语习惯和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意译,题目尽量不要太长。他强调说,英文目录不仅要让外国读者看得懂,而且要让他们通过题目知道文章主要讲的是什么。

翰老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英文目录的翻译工作。他在进行翻译前,要求把各篇文章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特别是作者要突出表达的思想观点和其中的新意。他认为这是比中文题目更为重要的。明确要求了解本期杂志全部文章内容的人和他一起做这项工作。因为我是主编,所以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个任务是由我承担的。每次去翰老那里,我都必须先做一下“功课”,熟悉各篇文章,以备翰老可能会提出的各种问题。翰老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世界史上各种重大问题的洞悉和深刻理解,以及他高度娴熟的运用中、英文的素养和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在其他场合学不到的东西。

以上是我对翰老的点滴回忆。事情虽小,但从中却折射出他高深的学问与高尚的人品,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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