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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训练:自愿的奴役与反抗暴君的自由

更新时间:2014-11-03 22:16:06
作者: 刘训练 (进入专栏)  
反暴君论是近代立宪自由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就其内在理路与特定目标而言,反暴君论固然无意指向个人自由、民主政治,但它作为宗教-政治压迫下少数派的宣言,在争取、捍卫自身权益的战斗中,抨击专制王权、申辩反抗的权利,凡此种种,必然会客观地抑制专制政治,启发自由、民主思想。就像施克拉(Judith N. Shklar)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之类的命题所揭示的,西方的宽容(与良心自由)起源于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但这并非新教徒或天主教徒的本意,也不是出于对宽容内在价值的认可,而是纯粹为了和平而不得不接受的结果;然而,宽容毕竟是在这种情势下诞生和确立的。因此,"反暴君派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曾努力实现的极其有限的目标。专制的中央集权在16世纪中正如火如荼,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给无限的权力一个卓有成效的抗议,这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拉斯基:《〈论反抗暴君的自由〉引言》)。

   要言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反暴君论至少具有以下两点意义:首先,在17世纪英格兰的宪政论辩中,反暴君论的所有论证形式都得到复活。虽然从反暴君派到洛克还有一个世纪的历程,但诚如斯金纳所言,洛克的《政府论》其实是"激进的加尔文主义政治学的经典篇章",他"利用同一套论据","所维护的是同一套结论"(《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第337页)。事实上,无论是《论自愿的奴役》偏重于思辨-哲学(普遍主义)的进路,还是《论反抗暴君的自由》偏重于历史-法律(特殊主义)的进路,在促成西方立宪主义的形成中--不是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而是在限制统治权力方面--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其次,反暴君论虽然缺乏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但它却为新的国家理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大量素材。反暴君派所使用的契约论是一种"双重契约",并且主要还是"政府契约"而不是后来由霍布斯所奠定架构的"社会契约",但它起码激活了契约论的某些要素,有助于这样一套政治话语的流传。在它所立基的人民主权论中,"人民"的含义暧昧不明,反抗的权利是法人团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因此,它的实践含义是贵族政治的,而不是民主政治的;但是,它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并预想了一种联邦主义的观点,如沃格林所指出的,"这种关于国家(nation)的独特的多元主义思想,毫无疑问是由当时的各种政治必然性所激发的;但它是一种能够继续发展的思想,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可能性现在尚未穷尽"(《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第62页)。

   今天中国的政法学者们对国家建构问题和现代国家理论颇为关注,尤其是关于"国家理性"的讨论时见笔端。在这种背景下,关注一下反暴君派的抵抗理论,想必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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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反暴君派以及这两本小册子与中国的机缘。

   虽然"反暴君派"这个概念如今几乎被现代汉语研究者遗忘,即使思想史学者大概也不容易认出"Monarchomach"这个古老的单词了;但非常有趣的是,有一位中国人却几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起码是英语世界--率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研究,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1916-1992)。

   孔令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39年前往哈佛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3年孔令侃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正待博士论文考试,即应当时来美国争取抗战援助的宋美龄之请,担任中国访美代表团秘书长并随后一同归国,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1970年孔令侃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煌煌2册800页厚的《暴君政治》(感谢钱永祥先生提供相关资讯,并代为复制此书)。从此书"前言"的内容及落款(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于美国麻省剑桥市)推断,此书应该就是孔令侃在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麦基尔韦恩(Chales Howard McIlwain,1871-1968,也译麦基文)指导下耗时3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暴君政治》一书篇幅宏大、资料翔实,是中文世界难得一见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论著。

   顺便说一下,孔氏归国后声誉一直不佳,坊间甚至有传闻,他在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都是别人代读的;但也有人称他颇具才华,宋美龄访美的英文演讲稿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虽有宋美龄一再关照和提携,但孔令侃因与蒋经国龃龉而始终不得进入政坛,1949年后客居美国。

   具体到这两本小册子,也有些掌故。早在1956年8月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联合编制的《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中,就有《论反抗暴君的自由》(当时译名为《暴君可抗论》,另外两位反暴君派代表人物苏格兰的布坎南、西班牙的马里亚纳的著作亦在其中)。后来,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任务移交商务印书馆,这个目录经增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拟订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1963年由陈翰伯先生主持制定的《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笔者尚无缘一见,但根据两者的传承关系,这个选题极有可能也见之于商务印书馆的规划目录。这些规划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逐步得到落实,但包括《论反抗暴君的自由》在内的相当一部分选目至今没有见书。

   至于《论自愿的奴役》,根据赵越胜先生的回忆,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在1960年代编译《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时,找人译出了《论自愿的奴役》(译名为:拉波哀西《自愿奴役论》),并曾将手稿借给赵越胜阅读,但遗憾的是,该译文最终没有收入那本资料集(参见赵越胜:《燃灯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法国研究》杂志在1987年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荫庭先生翻译的波埃西《自愿奴役论》(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俄译本转译),比对赵越胜先生的摘录,这篇译文应该就是周辅成先生当年约译的那篇。虽然只选用了全文约1/3的内容,而且彼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但此文的主要论点毕竟有了公开的中文。

   新世纪之初,笔者的同窗宁睿英在马德普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依据英译本译出了《论自愿的奴役》全文,但因为发表在专业学术集刊上(鲍埃西:《顺从的政治:论自愿的奴隶制》,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读到的人并不多。

   早在2001年翻译莱斯诺夫的《社会契约论》时,笔者就有心译介《论反抗暴君的自由》一书,但一直俗务繁杂,分身乏术,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两年前我的学生曹帅听说我有这个想法后,表示愿意一试。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依据两种英译本译出《论反抗暴君的自由》(他采用的是英译名《为反抗暴君的自由辩护》)和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引言;又参照最新的英译本,修订了《论自愿的奴役》的译文,补译出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导言。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仔细通读校阅了一遍译稿,十年心愿终于了结。

   (《反暴君论》,曹帅译、刘训练校,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

  

   刊发于《大观》(2013年第1卷,总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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