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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训练:西方群体政治心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更新时间:2014-11-03 22:12:35
作者: 刘训练 (进入专栏)  
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有学者曾经断言,"群体心理学所研究的只是两个基本问题,即个体是如何融入群体的?领袖又是如何控制群体的"。 除了群体心理的描述与剖析之外,勒庞也初步论述了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勒庞认为,无论文化背景、信仰或社会地位如何,群体必须服从于一位领袖人物,这位领袖既不用理性支配他们,也不用强力主宰他们,而是以其坚强的意志、神奇的名望,以及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三种有效的说服手段征服他们。

   三、"去个体化"与"服从权威"的实验研究

   如果说勒庞在他的著作中展现的只是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那么"二战"后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则以实证研究深化和发展了勒庞略显粗糙的关于去个体化、服从权威等现象的分析。

   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是指在某些情境中,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之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反社会行为。这种现象虽然早在19世纪后期就为勒庞等人所观察到并一再诉诸笔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Festinger,1952年)、津巴多(Zimbardo,1969年)等人进一步加以研究。

   津巴多的去个体化实验以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把她们分为4人一组,告诉她们将进行一项关于压力下的创意表现的实验,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两名女生实施令人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单面镜里看到两名女生被电击的情形(事实上,"受害者"并未真的被电击,她们都是实验"同谋",她们痛苦的模样是表演的)。一些小组的受试者被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身着松垮垮的实验袍,不佩带姓名牌,具有较低的可识别性。结果证实,和没有去个体化的受试者(实名组,她们挂着写有自己姓名的牌子,很容易辨认谁是谁)相比,那些去个体化的受试者(匿名组)电击受害者的时间延长了一倍。

   津巴多的"去个体化实验"与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详见下文)以及阿希的"从众实验"(Solomon Asch,1951年)有显著的区别:首先,实验中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加影响,要求她们不断电击;其次,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待在不同的隔间。因此,这里受试者的表现只能从去个体化本身加以解释。

   研究者们者认为,去个体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匿名性(anonymity)是引起去个体化现象的关键,群体成员身份越隐匿,他们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在津巴多的实验中,那些女大学生身着实验袍,不带名签,在昏暗中电击受害者,她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匿名者。(2)责任分散(diffused responsibility)。一个人单独活动时,往往会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合乎道义,是否会遭到谴责,而个人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活动时,责任会分散在每个人的头上,个体不必承担这一活动所招致的谴责,因此会更加为所欲为。 (3)自我意识功能的下降也是去个体化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有研究者认为,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1950-1963年)则在一定意义上用实验方法印证了勒庞关于群众与领袖关系的某些论断。当然,勒庞的论断早已被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这样的历史事件所证实,而米尔格拉姆实验所针对的是人们对一般权威的盲目服从:如果一个人被命令做违背自己良心的行为,他会怎么办?如果权威的命令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人们还会不会服从呢?鉴于这个实验过于复杂,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但它的结论非常惊人:与一般人的设想甚至专家的预测相反,如果实验者要求一个正常的成年受试者去电击无助的受害者(这里的"受害者"当然也是实验同谋,所谓电击也是假的,但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大部分受试者都会按照实验者的要求去做。而且,在美国其他地方以及欧亚非地区的复制实验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都显示了相对较高的服从度。 实验还分析了影响服从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命令者的权威性;他人支持与服从反应;服从者的道德水平和人格特征;权威的靠近程度;行为后果的反馈,等等。

   米尔格拉姆此项研究的政治意义非常深远。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研究动机十分明确,即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纳粹党徒如何能轻易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大屠杀加诸在我心灵的影响,激发了我对顺从的研究兴趣,并且形塑了用来检验服从的特殊形式"。 事实上,他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被用来分析纳粹大屠杀中阿道夫·艾希曼的罪行,并支持了阿伦特著名的"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命题。

   四、群体决策的政治心理

   与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这些邻近心理学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也走向注重实验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政治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呼应的;其研究重点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更关注一些实验操作条件比较容易控制的小群体的政治心理问题,其中又以群体决策问题最受关注。

   中国有句俗语,"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强调的是众人的智慧,群体的力量。这种经验之谈曾为孔多塞提出的"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所支持,然而,陪审团定理也意味着,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在群体政治心理学中,这便是我们要关注的群体决策中的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以及群体思维(Groupthink,也译小集团思维、群体迷思等)问题。

   所谓"群体极化"现象是指,"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群体极化是讨论小组的典型模式,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时期、国家或文化,它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它的政治意义在于,"由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的孤立的小群体,会因为它们的自我隔离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 事实上,群体极化现象很早就受到了政治心理学家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决策心理学家就开始注意到群体讨论对成员最终决策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群体在决策中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多数心理学家支持社会比较和说服性论证(persuasive argument)的观点。按照社会比较理论的思路,在群体讨论过程中,成员比较关心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群体其他成员相比到底如何。因为人们希望他人能对自己做积极的评价,所以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以与他人或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最终造成了群体的决策趋于极端。与社会比较观点不同,说服性论证的思路则认为人们在群体中的极化现象并非希望自己或他人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而是认为人们期望获得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为人们从他人那儿获得论点和信息,如果多数人支持这些论点,个体也会倾向于支持它;并且更多支持而不是反对的论点会出现,从而使得这种观点变得极端。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群体极化都是群体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

   "群体思维"是指在一个高凝聚力的群体内部,人们在决策及思考问题时由于过分追求群体的一致,而导致群体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做出客观及实际的评价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经常导致灾难性的事件发生。最早关注此一现象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 Janis),他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在1941年对"珍珠港事件"毫无准备、20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以及"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试图掩饰真相等决策资料发现,在处理这些事件的群体决策中,都犯了群体思维的错误。

   贾尼斯认为,群体思维比较容易发生在由强有力的领导带领的团体和凝聚力极高的团体中。团体凝聚力使得团体成员对外界的意见保持沉默,领导经常会提出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极力主张推行。团体成员不会提出异议,一方面是他们害怕被团体拒绝,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想因此打击团体的士气。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贾尼斯进一步提出了群体思维产生的先决条件或背景:决策团体是高凝聚力的团体;团体与外界的影响隔离,不接触外部的观点;团体有强有力的领导;没有一个有效的程序保证团体对所有选择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无法评估其他可能的决策;外界压力或外部危险很大,要找出一个比领导者所偏好的选择更好的解决方式的机会很小。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团体成员强烈地希望团体内部保持一致性,而不管是否有团体思维的产生。

   群体思维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有害的,它对群体决策的不良影响主要有:对行为的其它可能原因调查不完全,使人们不再关注问题的真正原因;对团体目标调查不完全,一部分人的利益代替了团体的目标;对所偏好的方案的危险性缺乏检查,认为它已完美,无需深入分析;对已经否决的可能选择未加以重新评估,它里面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也被抛弃了;未详细探讨有关信息,一部分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受重视;处理信息时有选择性偏差,合我意的进来,不合我意的删除。正因为如此,群体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并常常会引发灾难。群体思维模型还被一些研究者应用到其他事件的分析中,比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

   如何才能打破群体思维以增进群体决策的有效性,避免灾难呢?贾尼斯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领导者应该鼓励每一个成员踊跃发言,并且对已经提出的主张加以质疑,为此领导者必须能够接受成员对自己的批评;第二,领导者在讨论中应该保持公平,在团体所有成员表达了观点之后,领导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期望;第三,最好先把团体分成若干个小组独立讨论,然后在一起讨论以找出差异;第四,邀请专家参与团体讨论,鼓励专家对成员的意见提出批评;最后,在每次讨论的时候,指定一个人扮演批评者角色,向团体的主张挑战。这些建议的目的都是促使群体考虑不同的可能性,避免全体一致同意的幻象,并且考虑所有相关的信息。

   人类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在这样的条件下,造成群体思维、群体极化的因素是否因此而得到消除或改观呢?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桑斯坦在最近的一些著作中综合各种研究所指出的,情况未必如此。

在信息时代,群体决策仍然面临这样一些风险。第一个问题是,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其他人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即拥有相似观点的人组成了一个协商体,他们放大和不断重复相同的观点或信息,达到排外或者激化偏激言论的结果,从而产生群体极化。第二个问题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即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只听取我们选择的东西和让我们愉悦的东西,排斥其他信息。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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