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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训练: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

更新时间:2014-11-03 21:56:31
作者: 刘训练 (进入专栏)  
古典共和主义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分化: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内部紧张进一步外显,传统的思想和政治要素开始与新近产生的观念形态和政治要求进行重新组合。

   古典共和主义在近代的分化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其具体细节,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看法。在进程上,有些学者认为,古典共和主义自马基雅维里之后即出现洛克、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分化;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分化出现于孟德斯鸠之后,以麦迪逊与卢梭为各自代表,并分别以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其政治象征。 在名称上,分化后的两种共和主义有"发展式共和主义/保护式共和主义"(赫尔德)、"民主共和主义/宪政共和主义"(萧高彦)、"民粹-民主主义的共和主义/自由-多元主义的共和主义(Per Mouritsen)等多种对分。但不管怎么说,古典自由主义都是由这场分化所催生的。

   毋庸质疑,自由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古典共和主义的诸多遗产,这种传承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宪政问题上。许多学者都指出,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理论后果是与宪政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宪政主义的完整形态是在自由主义的架构中形成的,而且宪政主义也有其多种历史来源,共和主义只是其中一种;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却是在共和主义的前述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理念和议题包括:对一切专制权力的否定、分权与制衡、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我认为,自由主义这种政治理论借用了大量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一切形式之绝对权力的强烈敌视"。

   自由主义对古典共和主义不但有继承,更有超越和扬弃。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古典共和主义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既来自于其理论本身,也来自于古代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既涉及共和主义理想的可欲性,也涉及其可行性。这些问题包括:规模与稳定性问题、公民身份的封闭性/排他性问题、压迫性问题(美德与强制的问题)、扩张性和帝国主义问题,等等。

   因此,自由主义要超越古典共和主义就必须克服上述缺陷。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在于:在政治上,促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公私领域的分离;在经济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扩张;在文化上,论证了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多元主义的合理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具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论四个重要特征。 与这些成就与特征相一致的是,自由主义一方面在制度建构层面吸收了古典共和主义的遗产;而另一方面,它又在价值层面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一系列理想进行"瘦身"和"整容",试图补救共和主义的弊端。

   首先,自由主义悬置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前提,将目光由公共生活转向私人生活。与此相应地是开始将参与政治的自由视为"古代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虽然并不一定与"现代人的自由"亦即个人的消极自由相对立;但它在整个生活中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消极自由成为政治设计首要考虑的目标。

   其次,在政治架构上,自由主义者放弃了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形式,主张通过现代分权和制衡机制、代议制、联邦制等形式来建设"扩展的共和国"和"复合的共和国",从而解决了共和国的规模问题和稳定性问题。一直困扰古代共和国的派系争斗被逐渐纳入正常的政党政治的轨道。

   再次,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原则和普遍主义原则,可以克服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以公民德行(而不是所有人的人格平等)为中心带来的局限和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公民身份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共和国开始由贵族共和国走向民主共和国。

   最后,现代共和国的良好运行当然也需要公民美德这样的润滑剂,但自由主义更强调制度的作用,它为公民规定的政治义务非常宽松,它宁愿把公民美德交给公民个人去处理。同时,自由主义对共同善或公共利益的看法也是非常稀薄,仅限于秩序、正义以及所谓"公共产品"等争议较少的内容。

   可见,虽然自由主义从古典共和主义那些吸收了很多的资源,但共和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唯一来源。作为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独特观念的自由主义,"在欧洲文化中有着诸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来源,并且表现为多种具体的历史形式" 。因此,共和主义思想家维罗里的如下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最强健的原则是从古典共和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而由它自己构造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却是其概念工具中最为薄弱的部分"。

   即使在宪政主义这个问题上,共和主义在衍生出"宪政共和主义"之前,它关于混合政体以及相关要素的见解还不足以构成现代宪政主义,因为它还缺乏人权这个维度。 后面这个维度正是自由主义自身所具备的。而且,除了共和主义之外,普通法学说、自然法学说、社会契约论乃至基督教传统(包括其近代的各种变体),都可能为自由主义提供过宪政方面的思想资源。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最具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古典共和主义非但没有继承关系,反而存在一定的扦格。共和主义的上述议题或者说基本原则的内在逻辑表明,共和主义不可能把孤立的个人作为其社会政治观念的起点;相反,共和主义的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性特征表明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学说; 共和主义的自由首先是国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消极自由;共和主义赋予个人极为沉重的负担,公民武装这样的公民义务是集体主义的强制性要求,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自愿性选择。因此,古典共和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就具体的理论形态而言,近代早期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两种学说,即自然权利学说和关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学说,与古典共和主义也是大异其趣的。 自然权利学说是17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作为古老的自然法学说的现代形式,自然权利学说仍然坚持自然法对于人定法的超越性,而共和主义者毋宁更相信人定法对公民的塑造功能,所以,"伟大的立法者"一直是共和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和主义者也不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拥有"自然的权利",从而用其来交换"公民权利";相反,他们认为,权利只能是"公民的权利",亦即公民凭借自身履践公民德行的而获得相应的权利。总之,共和主义者认为"权利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并且,只有当受到法律和习俗的维系时,它们才成其为权利,否则它们就只能是道德要求--高尚、正当、值得尊敬,但仅仅是要求"。

   同样,在"看不见的手"以及类市场的机制问题上,尽管共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看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如何驯化人性或者说如何使之服务于公共利益方面,他们却有一种明显的区分:自由主义主张顺应人性中自私的倾向,设想如何借助个人利益来实现公共利益,由此而产生了从"看不见的手"到"自发秩序"这样的论证模式; 共和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对这种倾向加以约束和改造。把公民美德的形成托付给市场机制,寄希望于个人的自发自愿行为,无异于放纵个人的腐化倾向。除了法律的规制之外(这种方式也是自由主义者所认可的),共和主义者主张通过强制性公民义务(比如公餐制、公民军)、公民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实施公民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人们"心灵的习性"。由于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赋予政府以维护正常政治秩序之外更多的权力,因此,这些方式对于固守"自由主义剃刀"("如无必要,不应增加国家的权力")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人性论上的另外一个区别:共和主义者认为,"腐化"即将私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是人们的普遍倾向或者说天性,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如此;而自由主义者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主要是针对统治者、掌权者的,因此自由主义的铁律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追求私人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也许是不可取的,但未必是不正当的。

   总之,在最能彰显自由主义之特色的两个方面--自然权利学说体现的是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无条件式辩护,而对国家强制性手段的回避则体现了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无可救药的不信任--共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产生了分歧。

   不过,尽管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与共和主义相竞争的政治语言出现在欧洲近代早期之政治理论中的,但就像在对哈林顿、孟德斯鸠、杰斐逊、麦迪逊,甚至洛克、斯密、托克维尔、密尔等人政治思想的诠释中出现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所表明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历史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古典共和主义更没有伴随着17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而一下子消失于欧洲的政治话语之中:一方面,古典共和主义在自由主义产生时期及其后继续存在于英国17世纪的共和派人士(Commonwealthsmen)和18世纪的激进辉格党人(Radical Whigs)以及卢梭等人的政治思想当中,从而与自由主义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并置与对话。另一方面,古典共和主义的某些议题也被自由主义所吸纳与发展,在18世纪形成所谓"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liberal republicanism) ,在19世纪形成所谓"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代表人物包括托克维尔、密尔等),从而使之成为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成分。

   以古典共和主义的分化以及自由主义对它继承与改造的一个直接结果"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为例。英国学者沙利文认为,"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产生甚至早于洛克的《政府论》而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那里。 不过,其最显著也是最复杂的形式仍然反映在美国革命与立宪时期的政治思想中:这一时期既有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关于"多元共和主义"与"民主共和主义"的争论, 在联邦党人内部则有所谓"宪政共和主义"与"革命共和主义"的不同取向, 也有后来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民主党人与亚当斯、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之间的争论,而杰斐逊与麦迪逊在民主与宪政问题上事实上也存在分歧。 这种纷繁复杂的思想史图景之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分法,并且在20世纪后期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引起重大争议,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政治思想的主导范式正是"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这种综合。

   当然,在"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中,共和主义的那些议题已经出现了新的组合。麦迪逊式的自由-多元共和主义与卢梭式的激进民主理论相比,更接近于自由主义而远离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或者可以这么说,自由主义主要发展了古典共和主义中的法治原则,而卢梭等人的激进民主理论则发展了古典共和主义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在政治实践层面,就像美国学者艾萨克所指出的,共和主义的语言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建立自由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在美国,共和主义思想在使其脱离英国取得独立、起草美国宪法以及为后来的欧洲自由主义革命树立榜样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英国,中产阶级的激进派在政治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斗争中充分利用了共和主义的主题;在法国,1789年和1848年的自由主义革命与已经激发了众多革命的共和主义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因此,"共和主义远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它在反对旧世界的斗争中用一套极其重要的公民词汇装备了自由主义"。

   但是,总的说来,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和主义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自由主义的上升。如果说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还存在着某种共生并存、相互吸收的关系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除了个别情况之外,自由主义则完全与共和主义的语言隔绝,并且一路高歌凯旋,跃升为西方各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

   两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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