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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事实与价值之间

——论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

更新时间:2014-11-03 20:54:27
作者: 陈真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代英美元伦理学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往往表现为关于道德分歧以及解决这种分歧的道德论证的性质的争论。这种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争论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伦理学的看法,即伦理学究竟是否可能成为一种客观的、理性的研究,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道德真理或辨别道德是非。史蒂文森从日常道德论说(moral discourse)的语义分析入手,通过对道德论证中事实信念与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考察,得出:道德分歧与科学分歧、道德论证与科学证明、伦理学与科学、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无法还原为后者。虽然如此,他认为道德论证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论证中事实信念依然可以给道德判断提供支持,尽管他将这种支持最终归结为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上的联系。史蒂文森的这一观点以及他所提出的情感表达主义(emotivism)[1]遭到其他哲学家的猛烈攻击,但由此也推动了当代英美元伦理学几乎所有方面的重要进展。

  

   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是一种道德语义学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回答究竟有无科学的(即逻辑和经验的)方法解决道德分歧(亦即伦理分歧)。史蒂文森在《伦理分歧的性质》一文中一开始便问道:“当人们对某个事物的价值出现分歧(一个认为它是好的或正确的,而另一个认为它是坏的或错误的)之时,他们的分歧通过何种论证或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其解决呢,或者还需要其他别的方法,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解答?”(Stevenson, 1963, p. 1)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弄清道德分歧的性质。

   史蒂文森认为分歧有两种。一种是信念分歧。比如,甲相信命题P,乙相信非P,这种分歧便是信念分歧。对史蒂文森来说,一个信念相当于一个描述意义上的命题,可真可假。信念分歧涉及的是对立的信念,对立的信念可以有真有假,但它们不可能同真。另一种分歧是态度分歧。“态度”是指任何赞成或反对某件事情的心理倾向或习性。在态度分歧中,争论双方对某一事物或行为采取相反的态度,一方赞成而另一方反对,且双方都希望对方改变态度,否则就感到不满。态度分歧涉及的是对立的态度,态度无所谓真假,只能谈论它们是否得到满足,而对立的态度不可能同时满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关于态度的信念分歧和态度自身的分歧相混淆。比如,甲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高房价,但乙不相信。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关于人们态度的信念分歧,而不是他们自己之间的态度分歧。信念分歧本身逻辑上并不意味着信念者之间必然会有态度的分歧或对立。(cf. Stevenson, 1944, pp. 2—4; Stevenson, 1963, pp. 1—3)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态度分歧往往和信念分歧交织在一起,但态度分歧总是起支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态度分歧决定哪些信念或事实和论证(争论)相关。只有解决信念分歧有助于解决双方态度分歧之时,信念分歧才被认为与态度问题相关。比如,一个公司的工会代表强烈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公司方面的代表则强调工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酬。这是态度分歧。但双方也会对一些事实问题产生信念分歧。公司方面可能认为五十年前的工资水平比现在低多了。但工会方面很快指出即使它是事实,也与讨论的问题无关,因为今天的环境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信念的改变无法改变任何一方的态度时,这些信念就会被双方认为与论证无关。第二,态度分歧终止之日也就是谈判或论证终止之时,即使大量的信念分歧依然存在。换言之,解决态度分歧是双方争论之目的,一旦达到目的,则有无信念分歧已无关紧要。如果没有达到目的,双方态度依然分歧,那么,双方即使在信念方面已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争论就依然没有结束。他们可能寻求引入新的可能影响彼此态度的信念;或利用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词汇以打动对方;或达成态度上的一致:与其陷入没完没了的僵局,不如将争议提交第三方裁决,哪怕最后的裁决不利于其中的一方。当然,他们也许会放弃任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论的希望。(cf. Stevenson, 1944, p. 14; 1963, pp.[]4—5)

   在史蒂文森看来,道德分歧既涉及态度分歧,也涉及信念分歧,但将伦理问题同纯科学问题区别开来的主要是态度分歧,因此,道德分歧主要是一种态度分歧。那么如何解决道德分歧?他认为只有从道德语言实际用法的语义分析入手,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西方哲学传统上将一个词的意义看成是它的所指。这种意义理论只能解释语言的命题意义,无法解释语言的祈使句或情感表达等其他的意义。史蒂文森明显放弃了这种意义理论,而采用了“用法即意义”的语用学理论。(cf. Stevenson, 1944, p. 42)他认为语言有两大目的或用法:第一,记录并传达信念;第二,发泄情感或影响他人。前者的用法是“描述的”或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dynamic)。二者之间的区别完全取决于说者的目的。由于语言使用者的目的往往是多重的,因此,两种用法并非总是截然分开的。比如,“我希望你把门关上。”这句话的部分目的是让听者相信说者有希望听者将门关上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包含了描述的用法。但这句话的主要目的是让听者满足说者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的用法又是动态的。同一句话可以是描述的,又可以是动态的。如,一个人对串门的邻居说“我最近工作很忙。”他的目的也许仅仅是让他的邻居了解他的近况,这是非动态的用法。但他的目的也可能是暗示他很忙,以唤起邻居的同情。如果这样,这句话的用法便是动态的。语言的动态用法不可能通过词典的意义来确定。我们必须通过说者的语调、姿势、语境等来确定是否是动态的用法。(cf. Stevenson, 1963, pp. 18—20)

   根据语言的两大用法,史蒂文森认为“意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词的命题意义或描述意义,一种是情感意义。前者不涉及语词的动态用法,后者涉及。史蒂文森试图用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者和听者内心发生的心理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情感意义,而说者和听者内心的心理过程往往随着语言用法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他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语言用法是灵活多变的,说明其用法意义的心理过程也是多变的,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情感意义?如果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情感意义总是随着使用者的目的、语境和效果而变化,我们又如何能够互相沟通?史蒂文森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将一个语词的情感意义定义为可以随时变化的用法,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这种相对稳定的意义不是伴随一个语词的使用在说者和听者内心所发生的所有的心理原因(对说者而言)和效果(对听者而言),而是该词使用时经常发生的心理原因和效果,一个词能够产生这种经常性的原因和效果的能力被称为是一个词的“倾向”(tendency)或“习性”。一个词的稳定的情感意义就是这种倾向或习性。他说:“一个词的情感意义是一个词的倾向,它贯穿于其用法的历史之中,能够产生(或源于)人们的情感反应。”(Stevenson, 1963, p. 21)它必须是稳定的(独立于说话环境的条件下或多或少也能理解)、持续不变的(贯穿其用法的历史)和普遍的(所有使用该语言的人都能理解)。(cf. Stevenson, 1944, p. 43, pp. 54—55, pp. 60—61)

   史蒂文森认为包含“好”等价值概念的道德判断既有描述意义,也有情感意义,它们不仅描述了说者自己的情感或兴趣,而且还表达了说者的某种要求,某种试图指导、影响、强化或改变他人兴趣、态度和动机的意向。虽然道德判断总是包含某种描述的成分,但它们的“主要用法不是指示事实,而是制造影响”。(Stevenson, 1963, p. 16)

   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森说一个道德判断或价值概念有描述意义,不单单说该判断或概念的组分有描述意义,而是认为道德判断或概念本身就有描述意义。[2]他认为“不管从起源上,还是实际运用中,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一个总情景中相互区别的不同方面,而不是可以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部分’。”(Stevenson, 1944, p. 76)一般而言,一个语词的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可以同时产生和成长,但它们之间的变化则未必总是同步的,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词的描述意义发生变化,而情感意义不变,或者其情感意义发生变化而描述意义不变。就情感意义依赖于描述意义而言,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情感意义完全依赖于描述意义,即描述意义能够直接引起听者的反感或赞同,或者当描述意义发生改变时,情感意义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小偷”时,通常都会马上在听者心中引起负面的看法。这种情感意义几乎完全依赖这种描述意义,或者说这种描述意义本身就带有情感意义。第二,情感意义半依赖于描述意义,即其情感意义不是由该词直接的描述意义所引起的,而是由于特定的语境所暗示或隐喻的意义所引起的。比如,“猪”通常只有描述意义,但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头猪”时,则带有强烈的贬义。第三,情感意义独立于其描述意义。如“天啊!”,“呸!”,“爽!”这些情感词无需借助于其描述意义来引起听者的情感冲动或态度变化,本身即可实现这种功能。(cf. Stevenson, 1944, pp. 71—79)

鉴于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的上述依存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同时带有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的道德概念或道德判断呢?史蒂文森认为“好”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其情感意义无法定义,但我们可以暗示或形容。(cf. Stevenson, 1944, p. 82)他以“这是好的”为例,提出了关于“好”(以及类似的价值概念)的两种分析样式(patterns of analysis)。在提出第一种分析样式之前,他比较了两种分析“好”的过渡性的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s)。第一种是将“这是好的”分析为:“我赞成它,你也要赞成”。第二种是将其分析为:“我赞成它并且我要求你也赞成”。史蒂文森认为第一种优于第二种,因为它可以说明真实的道德分歧。当甲说“这是好的”,等于说“请你赞成它!”乙说“这是不好的”,等于说“请你不要赞成它!”这是两个互相否定的祈使句,二者所要求的行为是互相冲突、互不相容的,因此,二者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而第二种分析则无法说明甲乙之间的真实分歧,因为甲说“这是好的”和乙说“这是不好的”分别等于说“我[甲]要求你[乙]赞成”和“我[乙]不要求你[甲]赞成”,这两句陈述句可以同真。故相对而言,第一种模型是正确的。虽然如此,史蒂文森很快就指出这一模型有误人子弟或过于简单化之嫌,其一是因为“这是好的”的描述意义可能远不止是陈述说者的态度,也可能描述这件事情产生的种种动机,它的后果,或它所遵循的标准等。其二是因为它的后半部分(“你也要赞成”)是一个祈使句,相当于一个命令,这和“好”劝说他人之功能有着微妙的区别,后者劝说并影响他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暗示,微妙且不是完全有意识的。(cf. Stevenson, 1944, pp. 21—26; Stevenson, 1963, pp. 23—25)故,上面的第一种模型也不能成立。但由于情感术语和祈使句的这种差别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第一种模型逻辑上又更为简明、清晰,故许多西方哲学家在分析史蒂文森的思想时,依然以他的第一种模型作为下面将要提到的第一种分析样式。(cf. Gibbar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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