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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4-10-31 08:03:22
作者: 余万里  

   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 今天,跨国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模式,改变了财富的来 源和分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甚至直接影响到每个地球公民的 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人形象地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比喻 说,跨国公司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当代世界上空。(注:S.H.Hymer,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A Radical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

   在跨国公司兴起的同时,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 。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 提出:"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 经济"(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有意思的是,这部国际政 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 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双生子。

   一、三大理论模式

   琼·斯佩罗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是 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是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 题;三是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注:Joan E.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Second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81,pp.109-119.)对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主体,其核心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 者从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国家主权和霸 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吉尔平教授的归纳,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 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主义。(注:罗伯特·吉 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27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pp.221-237.)

   1.自由主义:"困境中的主权"

   "困境中的主权"一语来自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农1971年出版的一本 书(Sovereignty at Bay)。在这部关于跨国公司的著作中,弗农教授讨论了跨国公司对 国家主权的挑战和制约。他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不仅会对民族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而且还会对民族精英、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冲击。(注: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Inc Publishers,1971,pp.192-205.)弗农指出,随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改进, 跨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在这个需要加强国家管制的时代,国家保持控制的能力却 在下降"。(注: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Inc Publishers,1971,pp.231-2 32.)

   在"困境中的主权"旗号下,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却发出了国家应该给市场让位的口号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自由贸易和金融,而且通过生产的国际化使国际经济走 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决策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范围的 生产、营销和投资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提 高世界经济的效率和国内的福利,国家应该把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权拱手让给跨国公司。

   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如 果脱离世界经济市场,都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这不仅因为经济效率会下降,而且也 将给普通百姓带来福利损失。第二,跨国公司已经成长为能够自我独立的行为体,在与 民族国家的较量中,跨国公司处于上风。跨国公司可以随意地把资产从一个国家抽走, 使这个国家将因此而面临资金、失业、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是暴 力工具的唯一合法垄断者,但在经济相互依赖和核武器的时代,暴力并不是国家可以随 意动用的工具,暴力也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第三,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转移 将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一体化中获益。随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制造业将 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这种模式下,世界经济繁荣的大潮将"托起所有的船只",而跨国公司将在其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

   2.依附论:"帝国主义的细胞"

   20世纪60-70年代,一批拉美学者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特殊表现形 式的理论,即所谓的"依附论"。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 与依附》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多斯桑托斯的定义,"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 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注:特奥托尼奥·多斯 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302-30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 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从技术-工业统治转向向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 部门投资。"(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309 -3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 家的生产体制为跨国公司利益所决定,从而产生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 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对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 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造成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 依附国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其国内市场的发展。(注:特奥托尼奥·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317-3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多斯桑托斯还指出,在新的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和统治国"必须在这些国家( 依附国)建立一支新的'精英'队伍,聚集企业界、工会、学生、农民、知识分子、技 术人员、专业人员以及特别是军界的领袖人物,组成有巨大行政权的、有专家治国思想 以及现代化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政府。"(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 依附》(杨衍永等译),463-46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这个所谓的"有限 参与民主"政体和"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当地经济的控制。

   多斯桑托斯认为:"多国公司构成了统治国经济中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经济单位, 其全部国际活动的利益决定了它最近的行为,并造成了一种细胞关系结构……"(注: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作为"帝国主义的细胞",跨国公司不仅对依附国的经济造成了剥削, 而且也对统治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影响到本国工人的 就业机会,而且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消极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还强化和深化资本主义 的垄断,从而加深了小资产阶级的危机。因此,多斯桑托斯指出:"新的国际分工非但 不能把资本主义从其最后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反而加深了这一危机并导致它的细胞形式 --多国公司在其内部,在其计划、战略及其组织形式上反映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种 种矛盾。"(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78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重商主义:"全球霸权的工具"

   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考察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史后发现,对 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同霸权的兴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指出:经济学家所看重 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国际分工、产业升级、市场结构等因素只提供了推动跨国公司 发展的充分条件;而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为战后美国跨 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 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113页。)

   吉尔平认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导西方世界的重 任。美国不仅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而且为世界经济奠定了基本的体系和 规则。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令人愉快"的 政治经济环境。其次,在跨国层面上,美国在欧洲和日本驻军并同它们保持同盟关系, 为美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政治环境;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影响 力也为美国公司进入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能源地区创造了条件。再次,在文化层面上 ,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观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消 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最后,在美国国内,政府推行的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 等政策也鼓励了大公司的海外扩张。

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 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 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它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 界的能源供应。最后,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 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 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注: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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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京)2003年0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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