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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何谓“中国启蒙”——论近代中国的三次启蒙

更新时间:2014-10-31 00:28:25
作者: 赵敦华 (进入专栏)  

    

   1783年,柏林“启蒙之友协会”发起“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这场讨论,一系列文章在《柏林月刊》上发表,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论文是其中最著名一篇。自康德之后,黑格尔、尼采、卡西尔、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和福柯等西方哲学家,联系西方的现实和传统,对启蒙精神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吸取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精华,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学说。毫无疑问,西方启蒙及对它的反思总结,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重提“什么是启蒙”的问题,追问的不是西方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中国启蒙”也不仅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问题。然而,一提到中国启蒙,很多人本能地想到五四运动,“五四等于中国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思维定势。其实,五四时期的人根本没有使用“启蒙”这个词,充其量只是用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新文化运动。用启蒙的概念来概括五四运动,那是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事情,但那场运动和它的概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才把五四运动等同于启蒙运动,那时西方对启蒙已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讨论中国启蒙或五四运动,更多的意见是顺应超越启蒙、批判现代性、告别革命的思潮来总结中国启蒙的“失败教训”。

   现在我们重提中国启蒙的问题,是不是要重蹈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保守与革命之争的覆辙呢?如果我们不想坐而论道,以致陷入自清末开始的“百年争论”的怪圈,那么就要老老实实地直面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认认真真地思考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仔仔细细地分析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因此不揣冒昧写此文,请教于关心中国现实与未来的人们。

    

   新民主主义与中国启蒙

   “启蒙”的概念与“哲学”不同。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而有哲学之实,中国古代既有启蒙之名又有启蒙之实。汉儒的“祛弊启蒙”是启蒙的命名,17世纪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是启蒙之实。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从17世纪明末清初写到20世纪初的章太炎、王国维,并在附录中评论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鲁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明确说新时代“在中国即以五四为起点”。

   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大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的欺辱同仇敌忾,大概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是反帝,虽然各家各派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所指不尽相同;但要说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主题是反封建,那就歧见丛生了。

   现在很多人不同意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他们说,“封建”的意义是“封邦裂国”,只适用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而不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其实,无论中西,土地分封和中央集权并行不悖。中世纪诸侯邦国是封建制,他们的政治代表“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既不神圣,又不在罗马,也不是帝国。但这不等于说中世纪没有中央集权制,罗马教廷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神权政治。即使近现代,英法德欧洲“民族国家”的君主集权制或立宪制同贵族封建制也长期并存,就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着大贵族的地产。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是否意味社会制度没有封建性质呢?毛泽东和党内理论家们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四个特点,前三个特点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交高赋税“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还要为封建阶级国家服劳役。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该文接着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些论述实事求是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这个纲领依据的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条件下,中国封建势力只有依赖帝国主义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反过来,帝国主义只有勾结封建势力并通过在中国的买办才能在中国攫取最大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直接统治中国,独霸列强瓜分的在华利益,发动野蛮战争侵略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透彻逻辑是:反帝必须反封建,反帝反封建首先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但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缺乏透彻认识。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苏俄帝国主义的恶意输入,把封建制度当作统治的基础,把封建主义当作“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立国纲领。1931年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毁弃了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抗战胜利后建国纲领的思想基础定位于“四维八德”、“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所谓忠孝,就是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服从,“个人唯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混乱不堪,他把苏联等同于帝国主义。他虽然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却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因此一面领导抗日战争,一面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对待美国,蒋介石一方面依赖、迎合,另一方面对其限制自己权力及推行美国民主的企图心怀不满。这是一个不懂理论的精神表象、没有战略眼光的军事统帅、不了解国情的政治独裁者,他的失败岂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共产党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文化战线,针对伪满洲国遗老推行“尊皇王道”的奴才教育,也针对蒋介石营造封建氛围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启蒙的任务—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救亡压倒启蒙”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启蒙运动”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发起启蒙的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后来来到延安,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新启蒙运动”思想成果发扬光大。该文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的追求是中西文化的优秀成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有“优秀的历史遗产”;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晚年说,除这句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概括新时代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是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通过这个广泛团结中国人民的纲领。早在军事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导了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权,取得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吗?

    

   改革开放和中国启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反帝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建国不久,“新民主主义”迅速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果是忽视甚至取消了尚未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继而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恢复封建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危害,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野蛮愚昧毁灭文化知识,专制取代民主集中制,借“大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革无产阶级和人民及其先进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是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启蒙事业的反动,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叛,是封建主义的回潮,是历史的倒退。把“文革”的根源追溯到五四,简直是颠倒黑白,用假社会主义的恶果否定启蒙,完全是混淆是非。

   对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危险,老一辈革命家从来不缺乏清醒认识。比如,周恩来在1951年就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再如,刘少奇在1957年深刻地指出:“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要跌跤子。”还如,针对“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天天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做法,万里在1980年提出了“到底怎么估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的问题,他说:“书记处讨论过,封建思想的余毒是不可轻视的,封建主义还影响着我们的各个方面,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在经济上也有。”

   邓小平在1980年深刻分析了封建余毒得以流行的历史原因:“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痛定思痛,温故知新,中断的中国式启蒙必须重启。启蒙思想向来是社会革命的先声。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1981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而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又反过来巩固发展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邓小平在1982年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思想上、制度上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改革目标。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深刻分析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广泛存在,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有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专门以“宗法观念”为例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为派的恶劣作风”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的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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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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