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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

更新时间:2014-10-28 21:06:47
作者: 谢有顺  
必须换一种方式,比如“头朝下”,才能看出里面的实质。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把它放在常态范围里来解释的,它是属于变态范围的文学——因为我们的存在显露出了变态(我们经常谈论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的异化,其实就是一种变态)的面貌,文学也就只能在一种变态的精神范畴里进行存在的追问。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因此,卡夫卡笔下的象征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是象征,连他的写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卡夫卡的文学是最为彻底的存在主义的文学。

   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陈希我的写作居然也完全无视当下文学的流行面貌,而采取“头朝下”的特殊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存在境遇。我要特别提到他的一个中篇《我的补肾生活》,它读之令人战栗。一对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其实过的是丈夫独自自慰,然后用手给其妻子满足的性爱生活;而那个妻子,居然认可了这种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给丈夫补肾。这部小说的讽喻力量是很强的,它触摸到了当代生活的敏感神经。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吃活肾的细节。妻子对自己的生活恐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见补就买,而且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总能毫不费力地买到那些补物,她开始对补物的补效产生了怀疑。最后,他给丈夫买了人肾。这个血腥的细节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活肾却是从被社会深恶痛绝的被枪决的黑社会头目身上盗割来的——这里面,蕴含着比“人血馒头”更大的荒谬。在陈希我笔下,一切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他决意要让我们看到乱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关注人心,关注我们灵魂中黑暗的盲点。

   三

   陈希我的小说,与当下文坛萎靡琐碎的风气是大不相同的,它里面有股狠劲,迫使着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阅读陈希我是需要有坚强的神经的:一场玩笑居然引发出抢劫的妄想(《暗示》);一句调侃居然让一个小康之家感觉到了巨大的穷困,跑到街上哭穷(《我要哭》);一对生活无忧规规矩矩的夫妇,居然为了买一钱不值的猪瓢骨而去抢劫(《我们的骨》);相貌平平的新娘在一次婚纱照中的癫狂最终酿成了所谓的“强奸案”(《飞机》);一个执意不肯背叛自己妻子单身赴国外旅游的丈夫,忽然执意要为妻子买一件性感衣裳(《绑住我吧!》);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合谋,让女方钦定的未婚夫先破了处女膜(《晒月亮》);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一种抑制感觉的物质,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感觉神经的抽动、血管的奔流,我们一刻也活不下去(《我疼》、《抓痒》);假如把种种私有生活场景(包括上卫生间前后撩衣摆、在化妆时挤眉弄眼、翻看自己的内牙龈)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如何再面对这个世界?当妻子知道丈夫背着她自慰,她又该怎么跟她生活下去(《我的补肾生活》)……

   陈希我在挑战我们的文学思维。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可怕的另一面,就像美国电影《偷窥》中的女主角看到了窥视狂房东向她展示的房客们的隐私。也许我们本来就有阴暗,所以总想把阴暗处遮蔽起来,藏着掖着,害怕正视自己。没有遮蔽,人类世界就不成其为人类世界,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所以,《偷窥》中的女主角最后将偷窥机械砸毁了,对房东大叫:“回去做你的人吧!”我们毕竟还是要做人的,不论是想做还是无可奈何非做不可。如何做人,如何活着,这才是作家最需要花心智来解决的问题。陈希我所苦苦追问的正是这些。他的另一篇小说《绑住我吧!》里那个怎么也不肯在国外背叛妻子的丈夫简直到了洁癖的程度,他为了给妻子买那件性感的“带胸口袋的女装”,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求什么?他在竭力保持什么?他在为什么挣扎?还有《我的补肾生活》中那个知道了丈夫背着她自慰还给他补肾的妻子,她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复杂!那是我们无法探寻的深海——她的绝望,她的无奈,她从绝望之海下终于凫出的力量,她的勇气,她在黑暗之下寻找亮点的惨绝,冲击着我们固有的一切精神防线。

   他的长篇小说《抓痒》9,更是证明了他在书写当代生活真相上的出色能力。在这个长篇里,通过嵇康和乐果这对夫妻貌似幸福美满、其实冷漠贫乏的生活悖论,陈希我所要拷问的,依然是肉身的沉重、灵魂的痛楚、存在的疾病等命题。而这正是陈希我的意义所在:当生活日渐变得肤浅,当写作不断被经验所奴役,叙事如何才能获得新的难度,如何才能在贫乏的经验中成功突围,使之接上存在的通道,这已成为当代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小说疏离表层经验、深度介入当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的《抓痒》,以变态喻示常态的匮乏,以反常呈现正常的尴尬,从而直抵现代人的精神核心。他把卑微黑暗的经验推向一种极致,在他的审视下,生活获得了存在的重量,情感也走向了有意味的精神事件。在陈希我所洞见的生存之“痒”中,生存尊严的恢复与生存耻辱意识的建立,是密切关联的。他仿佛在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没有经过追问的经验也不值得记住。这样的发现也许会令人感到不安,但你必须承认,《抓痒》的确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严峻而又长期被遮蔽的活着的难题。

   新房被布置得一片通红,令人窒息,几近暴力。漫长的仪式。拜天,拜地,夫妻对拜。主持人在说着祝他们一生恩爱白头偕老之类的废话。天知道呢!那些老夫妻们,他们厮守了一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会厌烦吗?所以才叫“厮守”吧!是“厮”着“守”着。需要毅力,需要坚忍。在坚忍中,彼此心死了,然后体会到了死的苍凉:没有这个,你就永远没有了!所以才需要庆典吧!这是盖棺仪式。

   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那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的老婆早已经失去了窥视的价值,还有那家常便饭地对着丈夫脱光的身体。同样的一块肉。10

   这样的文字,像是在揭发生活的隐痛和伤疤,当那些外面的饰物被除去,显露在我们视野里的,其实是一片难堪的景象——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可作家的使命,不正是要持续、坚定地追问生活底下那个精神的核心么?存在的真相,常常隐匿在经验的丛林里,不经过追问和逼视,它永远也不会显形。因此,陈希我的小说,并不是按照经验的逻辑来设计的,他遵循的是存在的逻辑,他所要描述的也是存在的图景。读他的小说,我总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阐释卡夫卡的那段话,他说:“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处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11——我认为,陈希我的小说也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的作品,至少,他一直在这样努力着。他向存在极致进发的方式,使他能够看到生活下面坚硬的部分,看到黑暗之下的光,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写“不幸”,一些作家可能就流于展示艰难或残忍的生活场景,把“不幸”理解为遭遇上的苦难,但陈希我笔下的“不幸”,因着他有沉潜于生活底部的能力,这个“不幸”就不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以此来理解现代人生存的变化,但陈希我却把从人的本性上说往往不可能去征服的欲望,理解为我们肉身的沉重,灵魂的残疾,他通过欲望所要书写的是我们的大绝望。

   陈希我小说中的妄想,疯癫,自我折磨,吸毒,假性性交,补肾,这些近乎惨绝人寰的变态,正是导源于他所指认的这种大绝望:在绝望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你惟有付出变态的代价。二十世纪的文学,从卡夫卡开始,作家笔下的绝望者,最终几乎都走向死亡——死似乎成了绝望惟一的结局。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先锋作家身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从绝望走向疯狂,直至死亡,它一直是先锋文学的母题之一。陈希我的出现,为存在的绝望拓展了边界。他不愿意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物内心的绝望,因为即便是死亡,在苦难重重的人类生存中也已经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却只能变态地活着的悲惨景象。德国诗人胡腾有一句诗说:“心灵觉醒了,活着便是件欢快的事。”反过来说,心灵若昏睡乃至死亡了,那活着便是件恐怖的事情。陈希我之所以不让他笔下的人物轻易地死去,就是为了用他们变态地活着的代价,来进一步暴露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深渊状况。

   四

   说到变态,我想起若干年前陈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放逐,放逐》12。他在里面写了虐恋,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涉猎虐恋的作品之一。人在绝望的时候,只能靠虐待和受虐获得生存理由,我印象中涉猎此类题材的作家有王小波。可是,王小波的虐恋是对政治压迫的一种反抗,而陈希我笔下的虐恋则更多的是关注人性本身。《放逐,放逐》有一个颇为深刻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起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仍引导女子逃亡,直到他估计女子已经安全逃脱,他当着跑来的人们的面,将玻璃尖刃更深地扎进自己的心脏,喊道:我自杀!

   ——可以说,这种虐恋意识一直在陈希我的作品中闪烁。特别是到了短篇小说《我疼》这部作品,他对虐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放逐,放逐》。在《我疼》中,那个总是感觉身体疼痛、害怕性交给她带来更大痛苦的女孩,居然缠着男人成就她这样的痛苦。虐恋就是这样的特点,“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13所以,《我疼》有力地塑造了一种奇特的疼痛的形状——它看起来是来自肉体的风暴,其实正是精神疾病的生动写照。那个女孩在疼痛中磨碾,这是一种极深的肉体体验,在疼痛中,人性的脆弱、荒谬和悲哀昭然若揭:“生命的疼痛如此尖锐……,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还有那篇《绑住我吧!》,光标题就已经很明显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婚姻是需要捆绑的。捆绑无疑是一种痛苦,一种苦难,男主人公解脱苦难的方法是把自己捆绑得更紧。“受虐者的逻辑是:鞭打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且不必为此负责了。”14于是他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离了婚。还有《晒月亮》中的两个无望的小恋人,他们的虚拟做爱勿宁是一种彼此间的折磨。这是爱吗?虐恋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满足,因为感到了深层的危机。那个《我的补肾生活》中的“我”,总是喜欢用“掐”,用“揭秘”来表现他的爱,不也是危机的驱使?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看来,虐恋的逻辑是“我痛苦故我在。”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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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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