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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 王政燃:后现代性与道体——论后现代性的本体建构

更新时间:2014-10-27 20:38:00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王政燃  

  

   摘要:“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别代表西方文化的三种类型,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递进式的关系。历时地讲,“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分别由一种本体形态所支撑,即相应的“客体”本体、“主体”本体。由于“后现代社会”“正处于路途之中”,其特质“后现代性”目前还不明晰。正因为如此,需要为“后现代性”建构一种本体形态以为支撑。对应地讲,这种本体形态应为作为“客体”、“主体”两种本体之综合与超越的“道体”本体。

   关键词:前现代性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客体  主体  道体

    

   一

   就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讲,西方社会大致包括经历的“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正在经历的“后现代社会”三种形态。相应地,三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可分别名之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谓“前现代社会”,是指古代和中世纪这段历史时期;与之相应,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质乃称之为“前现代性”。所谓“现代社会”,是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至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应,这段时期所呈现的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的文化特质为“现代性”。“后现代社会”大致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指“现代社会”之后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应,这个社会形态的文化特质为所谓“后现代性”。由此来看,虽然“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乃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形态,而把握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关键乃“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个概念。不过,显而易见,三个概念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式的关系,因为三种社会形态之间是一种递进式的关系。对此,格里芬曾说:

   由于后现代精神并不是向前现代精神的简单回归,它的社会类型必须既有别于前现代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1】(p.3)

   实际上,所谓“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均是对照于“现代性”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探讨“前现代性”,还是探讨“后现代性”,都是以“现代性”为基点。那么,何为“现代性”呢?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是工业化和“科学化”的生活,“现代社会”最流行的思潮是“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指以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判断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观点。有学者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形容词是“唯科学的”Scientistic)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人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2](p.16-17)那么,何以会形成“科学主义”呢?根源在于“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乃是“理性化”的一种表现。因此,“理性化”是“科学主义”的最终根据。那么,何谓“理性化”呢?具体来讲,启蒙学者把“前现代社会”称之为无理性、反理性的蒙昧时代,而把“现代社会”界定为理性“战胜”信仰的时代,因为他们认为“理性之光”可以“驱散”一切蒙昧。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基于“理性之光”而建立的“现代社会”的特质即“现代性”乃是“理性化”;而所谓“理性化”,基本含义是指将理智思考和计算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人。质言之,其本质在于“为世界除魅”。关于此,他说:

   (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p.29)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理性化”是人类在观察和改造事物时所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人观察和改造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因此,“理性化”的实质乃是人的“主体性”原则。相对应地讲,在“前现代社会”,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强大的“客体世界”,而这个世界的最高代表乃上帝。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神学所阐明的上帝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神圣主体”,个人主体的存在、本质和价值只是“神圣主体”在人身上的“投射”。因此,所谓“前现代性”的本质乃是“客体性”原则,即以“神圣主体”为典型代表的“客体性”为原则。然而,笛卡儿却以“我思故我在”[4](p.27)为哲学第一原则,奠定起个人主体性哲学的基础。具体来讲,近代以来,随着人类价值的逐渐弘扬,人的主体性渐而凸显出来。因此,笛卡儿把“前现代社会”之“神圣主体”与“个人主体”的关系颠倒过来——“我思故我在”不是上帝的“宣言”,而是有个人理性的“宣言”;“我在”的本质或根据源于“我思”,即使“神圣主体”也需要依靠“个人主体”的“思考”来证成。质言之,个人的自我意识是评判万物的基石与标准。在这种哲学的影响下,“主体”不仅成为“人”这个概念的基础,而且亦成为客体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中心。因此,如果说“前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客体性”,而“客体性”的最典型代表为上帝,那么,“现代性”的本质则在于“主体性”,而此“主体性”以个人主体为典型代表。对此,格里芬说:“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1](p.4)哈贝马斯则说:

   理性在其假定的主权中,被升华为主体性,它变成了各种不可调和力量的玩物,这些不可调和的力量像以前一样机械地作用于它——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力量被排斥并变成了物体。这种自我膨胀的主体性的他者不再是分离的总体;……[5](p.511)

   历时性地看,“现代性”之于“前现代性”是一大进步,而进步的原因显然在于“主体性”的确立。然而,“主体性”的确立却并非完美无缺,甚至其弊端与其进步“成正比”:它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亦给人类前程带来“致命”的危险。或者说,“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而结局——不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是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都将人类前程带到危险的边缘。因此,哲学界开始反思“现代性”之“主体性”,并渐而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来看,其英语(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表“超越”。基于对“后”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表现出不同的理论主张,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福柯等,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对“现代性”的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格里芬等,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基于反思“现代性”的建设性。[6](p.21-22)不过,尽管两派有区别,但其均是以反思“现代性”之弊端作为理论基点的。对此,格里芬说:

   后现代一词在近些年来迅速流传,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并且开始感觉到,现代不仅有一个开始,还可以有一个终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6](p.19)

   既然“现代性”即“理性化”,而“理性化”的本质在于“主体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焦点便集中于“主体性”。他们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人不应把人自身置于宇宙万物之上,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世界。正因为如此,“主体性”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反过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了消解“主体性”,福柯主张,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7](p.80)在他看来,“大写的人”即“主体性”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这种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不过是海边沙滩上的“画像”,是可以被“抹去”的。[8](p.506)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应“消解”“绝对性”的“主体性”,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他者”。不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消解”的重点不同:前者主张“否定”“现代性”,后者主张“超越”“现代性”。具体来讲,后者的主张表现为“整体论”的方法。王治河说: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看来,在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失误在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这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9](p.10-11)

  

   二

   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看,哲学是所有文化现象的核心,而本体论乃是哲学的核心。或者说,本体论作为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乃是所有文化现象的根源。因此,熊十力说:“本体论,一名形而上学,即穷究宇宙实体之学。……唯本体论是万理之所从出,一切学术之归宿处,一切知识之根源。”[10](p.537)既然“本体论”如此重要,那么,何谓“本体”呢?所谓“本体”乃“根本的体”,即根本性的“载体性存在”。比如,在《周易》中,由纯阳爻和纯阴爻构成的乾、坤本初卦体即被视为“本体”。汉代的京房也说:“乾分三阳为长中少,至艮为少男。本体属阳,阳极则止,反生阴象。”[11](p.473)宋明儒者对于本体作为根本性的“载体性存在”的理解更为明确,认为,本体不仅是“知”和“行”的依据,而且亦是“知”和“行”的归宿。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12](p.8)到了现代,熊十力对本体进行了详细探究,认为,本体“是浑一的全体,是遍一切时及一切处,恒自充周圆满,都无亏欠的”[13](p.249)。由上述可以推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既然本体乃根本性的“载体性存在”,它就须具有周延的解释力,即对于解释所有哲学问题提供最终的依据。关于“本体”的重要性,熊十力说:

   若只认现象为实在,而悍然遮拨本体,则宇宙无原,人生无原,是以浅躁之衷,自绝于真理,余未知其可也。【14】(p.739-740)

正因为本体如此重要,历史上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并重视本体,并且建构了多种不同的本体形态。所谓本体形态,是指本体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属性。[15](p.43)然而,在同时不同的本体形态时,人们常会有无所适从之感。实际上,若以哲学的研究对象为视角,这些本体形态大致可归结为两类。按照休谟的理论,由事实之“是”无法推演出价值之“应该”,故“事实”与“价值”二者是二分的。【16】(p.509-510)由此可以推断,世界无外乎是由“事实”和“价值”两个部分组成的。因此,亦可以说,哲学的对象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一类是“价值”。在方东美看来,前者称为“客观的世界”,后者称为“人类生命精神”;前者对应于“理”,后者对应于“情”。[17](p.35)因此,哲学的功能可相应地表述为“度理”和“衡情”两个方面。他说:“约而言之,哲学的能事尽在于此:(一)本极细密的求知方法穷诘有法天下之底蕴,使其质相,结构,关键,凡可理解者,一一了然于吾心;(二)依健全的精神领悟有情天下之情趣,使生命活动中所呈露的价值如美善爱等循序实现,底于完成。”[17](p.34)基于哲学的对象和哲学的功能之论述,又因哲学乃是在超越层面开展研究的学问[18](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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