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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乃群: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更新时间:2014-10-27 13:21:47
作者: 翁乃群  

   ——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内容提要】 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关 键 词】质性研究/人类学/当代中国

  

   在我国,人类学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一样,从其被引入之始就背负着认识中国社会文化,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便是对当时引入各种西学初衷的概括。

   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人类学被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赶出学术殿堂。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仍然以诸如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的形式,被纳入民族研究工作之中。只是在当时苏联的学术影响下,这些研究被置于民族学的框架内。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对殖民时代人类学的批判和反思,欧美学人对过去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殖民主义印迹心存余悸,致使对应用研究普遍持谨慎,甚至弃拒的态度。80年代以后,在跨国经济日益扩大,政府和非政府的跨国人道援助和发展援助不断扩展,欧美国家新移民和难民人数迅速增加等背景下,欧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重新兴起,这其中也包括人类学界对以往研究工作的自我反省。

   长期以来,人类学是以“下向研究”(studying down)为主,即以社会地位低于研究者的社会文化群体或弱势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给被研究社会和民众的发展带来帮助或益处。对以往“利己主义”学术研究的反省,使应用人类学重又兴起。除此之外,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就业市场的开拓,也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关注和参与本国社区发展为宗旨的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也应运而兴。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倡导下,应用性成了我国学术研究政治正确性的重要标志。不论是在人类学重建之前,还是在重建之后,我国人类学的应用导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学科重建前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还是学科重建后对农村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教育问题、西部大开发的研究,都带有强烈的应用意义。

   在1980年学科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获得了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在美国丹佛的领奖大会上,他做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演,认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费孝通提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①这既是他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初衷,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追求。实际上,他的学术历程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通常被分为两大属类,即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以往与上述两大不同属类的学科相应的主要研究方法,便是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将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第三种方法。属社会科学的研究多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而属人文学科的研究则是以质性研究为主要方法。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②

   本文试图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质性研究与人类学

   从广义上说,以人类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是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②就其狭义而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实践的人类学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学科。采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带有普世性的规律进行探索(特别是在认知层次上),使人类学具有了社会科学的属性;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对具有文化和伦理意义的人(person)、群体(people/groups)及其理念、信仰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行探索,则使人类学具有了人文学科的属性。人类学的人文性是由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的人文属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文化的人文属性,表现在人类学研究对时空情境、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相对主义的强调。

   实际上,人们熟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等表述,其学理根据就是社会文化的人文性。而这种人文性恰恰是不能用量化方法,即“数字”,加以表述的。以质性研究方法,即以长时段参与式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索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意义,便是人类学的主要追求。

   在社会学引入我国初期,我国正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尚未建立现代工业国家管理制度,因此,社会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当时广泛运用于研究非欧美工业社会(即被认为没有“历史”的社会和前“国家”社会)的人类学质性研究方法,就被引入当时我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而非社会统计学方法,成为了我国社会学社区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的,强调质性研究的我国社会学传统。

   二、“数字”背后的质性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刚刚重建时,笔者曾受杨堃先生之托,就统计学方法在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运用,求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家戴时光先生。戴先生感慨地谈到,统计学中有“真孙悟空”和“假孙悟空”之别:前者指的是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工业社会的统计学,而后者指的是源自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工业社会的统计学。改革开放之前,“假孙悟空”统计学流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得不到正确的反映,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戴先生的谈话说明,作为量性研究的统计学也是被社会文化所界定的,或者说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探讨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科学研究,其方法和研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使统计学方法及其相应的统计结果,有了“真假孙悟空”之别。

   最近,有三组关涉民生的统计数字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第一组数据是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与国家发改委对今年3月份广州市房价所发布的统计信息,其中一个说是降,另一个说是升,二者截然不同。④

   第二组数据是,信息产业部关于民众对2006年电信服务业满意度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电信的电话服务用户满意度得分最高,上升幅度也最大,而消协发布的2006年电信服务投诉则同比增长20.7%。⑤

   第三组数据是,有媒体披露,北京市半数桶装水造假,而国家质检总局则说,正规水厂产品合格率为96.9%。⑥

   这些不同的数据再次表明“数字”表述背后的社会文化建构。以数字表述的量性研究并非都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要受到调查设计者、实施者以及被调查者的立场、社会地位、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制约。

   由于我国的行政、干部管理以及监督机制至今仍不完善,干部考核仍缺乏科学有效的办法,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各项统计数字与政绩的单纯或机械性联系未能完全转变,因此,长期以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样一种欺上瞒下的做假现象未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使得主要倚重统计数字的科研项目有可能面对搀有极大水分,甚至完全造假的“统计数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因此而受累的科研项目也就成了假冒伪劣“产品”。

   三、从个案研究谈质性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一)以农村教育研究为例

   在以往很多年来对地方基础教育的评价制度中,有三种数字指标最为重要,即入学率、辍学率和完学率。这组数量指标对于国家教育部门及其相关人员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们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工作是否有“成效”的最重要指标,也是城乡、不同地区间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指标。但这些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百姓,特别是农村受教育者及其亲属,是不相关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反映基础教育带给受教育者及其社区的益处,也不能反映他们的感受。

   在数字化评价制度下,城市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差异就变成了三个指标的差异。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最常见的解释,便是与数字有着最近亲缘关系的经济状况,诸如农村比城市穷,政府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比城市学校少且设施差,农民比市民穷,农民送不起孩子上学。这种机械、僵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往往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脚注,而经济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则大多被忽略,或者在被教条化了的社会进化论范式下,变成对农民家长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目光短浅、思想落后、不愿送子女上学的责怪。

   在媒体上,“经济决定论”和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强势话语充斥于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解释,而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百姓对上述问题的口头和行为表述则被普遍忽略。在“精英教育”和“城市导向”的教育方针下,农村基础教育的目的及其成功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极少数农村人口的“学而优则仕”,或者说从农民变成市民。而大多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则被忽视了。结果是,多数未能上中专、大专或大学的初、高中毕业和肄业的农村人口,“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愿)扛、手不能(愿)提”。

   这样一种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加速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还给人们造成一种农村发展不需要“知识”的误解。现在的农村教育留下大量与农村社会文化相疏离的年轻一代。基于上述量化研究而采取的教育改革措施,多是一些单纯的经济措施,只是以量化指标强化行政管理,而缺乏基于人文研究的分析和反思,以及相应的人文举措。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了责怪于贫困、农民思想落后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之外,很少看到有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宗旨、导向和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所做的反思。很少有人从社会人文的视角,以及从受教育主体,包括学生、学生家长及其所在社区百姓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开展质性研究,进行深入探讨。而这样的质性研究,对于当局和相关部门制定与当地社会文化情景相适应的,与设定教育收益主体的利益、愿望和实际结果相一致的教育方向、内容、目标以及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质性研究有别于近年来泛滥的粗劣“量化”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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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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