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玉顺:《中国之自由精神》导言

更新时间:2005-08-03 03:42:32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心不烦;但人有时身不由己,未必能避得开,这个时节,就要能忘。“得意忘形”,那是道家的崇高境界。所谓“得意”,就是“得道”或者“知道”了,明白了,彻悟了;所谓“忘形”,就是忘掉了“肉”、躯壳物欲,摆脱了“臭皮囊”的束缚。由此可见,道家,尤其庄子,追求的乃是心灵的精神自由。

  

  所谓“得道”或者“知道”,那个“道”是什么?老子讲过:“道法自然。”在道家的词典里,“道”就是“自然”,也就是“自由”。但道家说的“自然”,不完全等于我们今天所谓“自然界”。自然界当然是“自然”,但人也是、或者说应该是“自然”。道家的“自然”不是一个单词,而是一个词组,意思就是:“自己如此”。自然界是自己如此的,人也该是自己如此的。既没有上帝的安排,也没有人类社会当中的种种矫揉造作。自己如此,也就是“天性”或“本性”。

  

  话说到这里,我们发现:道家跟儒家原来竟差不多,都是“天性主义”。确实,在我看来,儒家和道家分别达到最高境界时,就是相通相契的了。

  

  至于佛家,追求“出世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人间是“苦海”;不特如此,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他们想象出来的种种世界,都是在苦难中遭遭“轮回”,超脱不得,哪里存在些许自由?一切事物,所有存在,都不过是“因缘”凑合而成,哪有什么自我?既无自我,谁有自由?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什么样的佛教?那是中国的佛教,而非印度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最典型的是禅宗。禅宗的思想,在我看来主要是有三大来源:佛教传统自不消说,就来自中国的资源看,一是孟子一系的心性论,一是庄子一系的天性自然论。其结果是,禅宗同样诉诸自心本性。禅宗作为佛教之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实在是儒与道交互影响的产物。

  

  所以,理解了中国的儒、道,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佛教了。

  

  儒、道、释的自由追求之会通,便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传统。这个传统既追求群体的自由,又追求个体的自由;既追求现实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

  

  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却是同一个超越精神或“绝对精神”的贯彻。我这是用黑格尔的话语来说明传统的,我觉得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性与超越性之关系。文化传统中超越的东西,有如那个作为“一”的“绝对精神”;传统中作为“多”的历史的东西,便是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所谓历史,就是这个绝对精神的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种超越,便是自由。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而是我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超越精神,与其说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毋宁说更接近于康德式的“自由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的意志;不过,他那意志的超越形式缺乏一种表现为必然性的自我展现的历史内容。它仅仅是抽象的绝对形式,缺乏具体的历史内容。而在这方面,黑格尔就要高明得多。

  

  中华民族主体的自我超越精神,体现了“中国自由精神”。它在不同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历史形式;而在不同的地区,展现为不同的地域形式;又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展现为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只是一个主体精神,此即所谓“道通为一”。庄子曾经感叹道:“道术将为天下裂!”其实这用不着感叹,“为天下裂”正是为“一”之道的自我展现为“多”。但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种多本是一。所谓“月映万川”,理应如此理解。

  

  如果说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确有一个所谓“道统”存在,那么这个道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精神”。

  

  正因为文化传统的超越精神需要历史地展现,才存在一个顺天应人、随时变革、与时俱进的问题。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进行“现代转换”。所谓“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就是那个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体的超越精神,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应有一个新的历史展现。用人们常有的说法,叫做“继承发展”或“推陈出新”:继承民族传统的超越层面之“陈”,以发展出民族文化的历史内容之“新”。

  

  在这层意思上,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愿望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这“本”与“新”、以及本与新之关系。如果仅仅以儒学、乃至宋明儒学、乃至宋明心性之学为本,那未免太狭隘了;如果仅仅以“民主”“科学”为新,那未免太单薄了;如果仅仅一厢情愿地虚构一个诸如“良知自我坎陷”之类的神话,以沟通本与新,从所谓道德心开出民主与科学,那未免太笨拙了。我这里所表示不满的,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所以我要说,在今天,谈超越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形式,首先要超越的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当然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情,现代新儒家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最高水平。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新儒家确有不少“先天不足”的地方。例如,他们的视野太窄,只知“道德主体”,不知认知主体;精于“内圣之学”,疏于“外王之学”;只以宋明为据,不以整个儒学为据;只以儒家为宗,不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为宗。再者,他们的胸襟太狭,贬低“西学”,盲崇“中学”;不仅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拒斥自由主义等。如此等等,都注定了现代新儒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的。

  

  所以,我以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任务就是:超越新儒家。

  所以,本书的两大任务是:不仅批判中国自由主义,而且批判现代新儒家;既批评前者的脱离传统,也批评后者的拘守传统。

  是吾所愿,言不尽意。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92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