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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罗斯的初始义务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更新时间:2014-10-24 20:57:50
作者: 陈真  

   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一个行为成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罗斯(Sir William David Ross, 1877-1971)以前的伦理学理论所提供的答案都是一元的。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都试图为道德的行为提供一个唯一的一元的终极标准。它们各自的标准都受到日常道德观念的挑战。罗斯在他著名的《正确性和善》(1930)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多元的规范伦理学理论来解决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初始义务论”。他将各种初始义务看成是客观的、多元的、不可还原为单一性质的东西。从这些客观多元的不可还原的初始义务出发,我们就可以推知一个具体的行为道德上是否正确。罗斯的初始义务论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他的理论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对于我们进行有意义有价值的道德研究,对于我们追求确定性的道德认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1]

  

   一、对效果主义的批判

   怎样客观地解释一个行为的正确性?效果主义主张根据一个行为的客观效果或后果来决定其正确与否。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简单并且客观的道德标准。

   但罗斯认为伦理学利己主义或功利主义等效果主义理论将行为的正确性或应然性归于其效果或可能发生的后果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实践。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我们在决定道德上是否应当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往往和所要采取的行为的前因有关,而和后果无关。比如,我们之所以有遵守承诺的义务,主要是由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决定的,我们遵守承诺仅仅是因为我们过去做出了承诺,没有其他的原因,和遵守承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并无必然联系。[2]

   伦理学利己主义者认为一个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行为者的个人利益。罗斯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行为者的个人利益和该行为的正确性无关。即使道德的行为最终有可能符合行为者的个人利益,但如果一个人采取该行为仅仅因为它符合自己的个人利益,则他的动机并非出自该行为的正确性,而是出自自己的个人利益。传统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大众快乐。罗斯认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第一,快乐并非唯一最终值得追求的东西。第二,一个行为正确与否和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某种“善”(good)或“快乐”并无必然的联系。比如,假定我能够判断我遵守承诺去帮助一个人的行为和帮助一个我没有做出这样承诺的人的行为可以产生同样的好处(甚至后者稍许多一点),我会毫不犹豫地将遵守承诺帮助前者而不是后者看成是我的义务。但按照效果主义的最大限度的理论,我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罗斯认为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效果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能正确解释我们日常的道德直觉。[3]

   但当遵守承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或者当我不违背我见一个朋友的承诺,我就无法拯救一个即将溺水而亡的小孩时,我正确的选择似乎只能是违背承诺,先救小孩。效果主义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情形。按照效果主义,效果最好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为什么行为者应当先救小孩?因为救小孩的行为的效果最好。罗斯认为我们可以用非效果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例外。在上述情况中,我对溺水孩子的义务超过了我对朋友遵守承诺的义务,因此,我应该遵循更义务(more of a duty)的义务去救溺水的孩子。这个解释没有任何对行为效果的考虑。罗斯认为他的解释比效果主义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的道德判断。[4]他似乎有如下预设: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条道德规则或义务出现例外,那么,一定是因为有另外一条更强的义务与之冲突。这样,罗斯就提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理论来解释道德的标准问题。

  

   二、初始义务

   罗斯认为一个具体行为道德上正确与否是由“初始义务(prima facie duty)”[5]所决定的。罗斯将那些我们认为确定无疑的义务称之为“初始义务”。更为准确地说,“初始义务”指的是在没有考虑具体情况之前(在没有发现它和其他的初始义务冲突之前),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守的义务或应该采取的行为。比如,遵守承诺就是一个“初始义务”。

   罗斯列举了一个不完全的初始义务名单,这个名单包括了六类初始义务。这些义务给我们的行为提供了初始的理由,但还不是最后的实际的理由。罗斯对这六类义务的解释如下:[6]

   1.建立在行为者以前的所作所为的基础上的义务。这类义务包括两类。

       A. 诚信的义务(fidelity):如果行为者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明确说出或没有明确说出的方式)做出了某种承诺,他或她就有义务遵守他或她的承诺,也就是说,行为者有了一个支持自己遵守承诺的道德的理由,虽然在实际情景中这个理由可能不是最后的、决定性的。

       B. 补偿的义务(reparation):如果一个人过去给另一个人造成了某种伤害而现在他又有能力补偿这种伤害,那么这个人就有一个初始的义务去这么做。同样,这个义务也提供了具体情况下采取某种行为的一个道德的理由。

   2.建立在其他人对行为者所做的事情的基础上的义务,也就是感恩的义务(gratitude)。如果一个人以前帮助过我,或者以某种方式使我受益,而我现在又有能力回报,那么我就有一个初始义务做些事情使帮助过我的人受益。

   3.正义的义务(justice):如果某人获得了他所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比如,不义之财),而我又处于可以纠正这种不公正的情况,那么我就有一个初始的义务去改变这种情况。或者,如果我有这个能力防止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那么我就有一个初始义务去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通常政府官员,立法、司法、执法机构,处于可以防止或纠正不公正的分配的地位,因此,这条义务能够给他们提供行为的初始理由和道德的要求。

   4.行善的义务(beneficence)[7]:罗斯认为美德、理智、快乐都是具有内在、自有价值的东西。他因此而认为如果我们处在能够帮助他人,使他们变得更加善良,更加理智,更加高兴的地位时,我们也有一个初始的行为理由去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5.自我完善的义务(self-improvement):罗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完善的初始义务。和上面帮助他人的行善义务不一样,自我完善的义务是使自己更加具有德行,更加理智的义务,但不包含使自己更加快乐的义务。

   6.不伤害的义务(non-maleficence):我们有不伤害他人和防止伤害他人的初始义务,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行善义务的义务。

   罗斯认为上述六类义务是互相区别并且无法彼此还原,也无法还原为一个更根本的、统一的基础。[8]上述这些义务也没有穷尽我们所有的义务。

   这些初始义务有如下特点。

   第一,它代表了某一类行为,凡是具有这类行为特征的具体行为就有可能成为正确的行为,我们将这类行为特征称之为“使行为正确的特征”(right-making characteristics)。比如,由于我按照承诺还钱的具体行为具有“遵守承诺”这类行为的特征,这个特征就使得我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个道德上正确的行为。

   第二,它不是乍看上去像一个义务,而是独立于我们个人看法的客观的义务。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一个初始义务,我们断定的是关于这个行为的客观事实,它是我们知识的一部分。

   第三,它不是实际上的义务,用罗斯的话说,它不是“恰当的义务”(duty proper)。恰当义务或实际义务是依具体情况和条件而定的“条件义务”(conditional duty)。正是在它不是实际义务的意义上,罗斯说,初始义务实际上不是一个义务。

   第四,如果在实际情况下没有其他的初始义务和它冲突,它就可以成为那个实际情况下的实际义务或“恰当义务”。[9]

  

   三、不证自明的义务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决定某个要求或行为是一个初始义务呢?我们怎样知道这些义务确实是我们的义务,确实为真呢?罗斯认为这些义务是不证自明的。我们通过某种类似直觉的领悟(apprehension)知道它们为真。在罗斯看来,这种直觉知识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知识,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它就可以产生的知识,但却是每个受过正常教育、有反思能力的、精神上成熟的人都可以发现的、无需证明的知识。对这些精神上成熟的人来说,只要对这些作为义务的行为给予充分的注意和反思,这些义务就像数学中的公理一样显而易见、不证自明,而且其确定性和数学公理也一样。[10]比如,我过去对一个人做了某种承诺,这就产生了一个我必须遵守这一承诺的义务。我从直觉上知道这一点为真。如果有读者不明白为什么为真,罗斯说,那么,我无法向他们证明为什么为真,我只能要求他们自己再进行反思,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知道这一点为真。这些初始义务不同于我的其他的道德信念,这些其他的信念由于对有关情况的研究不充分而可能有误。[11]

   罗斯认为这些不证自明的义务,或者说这种直觉的道德知识不是任意的、主观的,而是有着客观基础的。这种基础不是行为的效果,而是我们和我们的同伴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是承诺者和被承诺者、债权人和负债人、妻子和丈夫、子女和父母、朋友和朋友、同胞和同胞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种种不同的关系构成了初始义务的客观基础。我们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反思从而获得关于初始义务的知识,这些知识无法进一步证明,但却和数学公理一样确定无疑。在罗斯看来,功利主义的问题是将这些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化,简化为仅仅是我和我的受益人之间的关系。[12]

   在罗斯看来,作为道德知识起点的自明的初始义务是更为可靠的、更为确定无疑的知识,是我们其他具体的道德知识的起点和源泉。这种直觉的反思的知识是许多代最好的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积累。它们构成我们道德知识的基础。一个理论家对此应该有足够的尊重。当然他必须将这些信念彼此比较,去掉自相矛盾的地方。[13]那么,我们怎样根据这些确定无疑的道德知识来决定我们在实际具体情况下的实际义务呢?

  

   四、实际义务

   罗斯又称“实际义务”为“恰当义务”或“绝对义务”。在罗斯看来,初始义务并不等于我们的实际义务。遵守承诺是一条初始义务,但并非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我们的实际义务。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遵守初始义务的行为道德上可以是错误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如果承诺要暗杀另外一个无辜的人,那么他遵守承诺的行为显然就是错误的行为。

   虽然初始义务不等于我们的实际义务,但我们的实际义务(我们在实际的具体情形中应该做什么)却是由初始义务所决定的。怎样根据初始义务决定我们的实际义务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在实际情景中,没有其他的初始义务和适用于该情景的初始义务冲突,则这条初始义务就是该情景中的实际义务。虽然罗斯本人认为在实际情景中,完全没有冲突的情况是极少或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如果在实际情景中,适用的初始义务不止一条并且彼此不冲突,则我们的实际义务可能是一种包含各种初始义务要素的合成的义务。比如,遵守一个人所属国家的法律的义务,部分来自感恩的义务(一个人有责任遵守其法律,因为一个人从他的国家获得好处),部分来自诚信或承诺的义务(作为一个国家的永久居民似乎就知道自己应该遵守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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