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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追忆费孝通教授

更新时间:2014-10-20 12:59:41
作者: 宋林飞  

   我国久负盛名的费孝通教授,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都同江苏紧密相联。他的出生地在江苏吴江松陵镇,他的名字同南通有关,是为了纪念父亲在南通从教的经历,青少年时代曾在苏州东吴附中、东吴大学读书。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是纪实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博士论文。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又一次起源于他的家乡吴江。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

   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但是,他没有战胜病魔,4月24日晚安祥地走了,告别了他深爱着的江苏父老乡亲。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睿智而又充满激情的学术演讲,再也看不到他那坚毅而又春风荡漾的音容笑貌。他是20多年前引导我进入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老师,曾给我许多谆谆教诲与深情关怀,现特撰此文为先生送行。

   一、小城镇是个大问题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接受赫胥黎奖章时,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报告。1982年初,他四访江村,我曾跟随他在江村与吴江县进行实地调查。从此,他将研究视野由村向镇延伸,从吴江县开始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个决定当时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同时也得到社会学界的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组成了小城镇调查组,与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学者一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江苏小城镇调查。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这篇文章受到胡耀邦同志的热情赞扬,费孝通教授曾把批示给我看过,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费孝通教授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是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则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在小城镇建设中,要注意解决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问题,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我国城乡存在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近20年来,江苏小城镇建设的思路不断调整和优化,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一样加速崛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

   二、乡镇企业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费孝通教授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但当年人们对社队工业有不同意见,认为是钻了城市工业的空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费孝通教授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 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呈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可称之为“工业下乡”。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当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

   三、苏南经济发展路子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一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 “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江泽民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

   费孝通教授不久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温州模式的特征。他还提出了“珠江模式”的概念,认为由香港工业扩散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是其主要特征。对于这些“模式”,他主张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否则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

   四、加快苏中与苏北经济发展

   苏南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江苏其它地区呢?为了寻找答案,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这种划分虽然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的地区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作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1990年,费孝通教授听取了江、浙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作为民盟的建议提交中共中央参考。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这些想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视,并当面同他进行了商讨。他带着这个设想,到南京、杭州、上海与三地领导同志进行意向性探讨。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处游说”, 担当了“红娘的角色”。他在浦东开放、沪苏浙联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于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象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

   六、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倡导“人民社会学”,是费孝通教授的一个创造。他说:“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人民社会学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自觉认识,调查者的利益要与被调查者的利益一致起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一直用这种理念鼓励江苏的社会学者,并积极推动江苏发展社会学学科。他多次对我说,支持你们建系创业。在他的支持下,江苏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点1984年在南京大学诞生,至今已经培养了几百名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他多次谈到自己的学术理想:“志在富民”。并且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社会经济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七、走出江苏,操劳国是

   1984年以后,他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作为一个学者,他不畏辛苦“行万里路”,是为了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先后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踏遍祖国山山水水,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提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这种不尚空谈的优良学风,这种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大力弘扬。

   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这是7400万江苏百姓给费孝通教授送行时最想说的话。费孝通教授将永远活在江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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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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