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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越明:罗孚与徐复观的隐秘交往

更新时间:2014-10-13 00:34:42
作者: 贺越明  

  

  

   2014年5月2日,香港文化名人罗孚先生辞世,在两岸四地引发不小反响,其独特而离奇的人生经历成为海内外许多媒体的话题。他在香港度过大半生,曾多年担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但他不仅是一位报人、作家,还作为建国前在港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担负文化界统战工作,甚至涉入更敏感的情报领域,带有某些神秘色彩。悼念和追思他的文字大都提到这一点,其中有文章称他“带着一身的秘密走了”。的确,由于身份特殊,职责重大,他一生见事之广、识人之多,可谓不胜枚举,而且有些因处于秘密状态而罕为人知。他虽然撰写了大量时评、文论、随笔和诗词,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回忆录。比如,他与徐复观先生的隐秘交往持续较长时期,而记载零零星星,散见于几篇忆人叙事之作,如《江湖烟雾怎相忘——怀念徐复观先生》和《王匡徐复观一段诗缘》(《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也并未和盘托出,尽管在他执笔忆述往事时,另一位当事人早归道山,台海两岸剑拔弩张的对抗态势也已成为历史。

  

   与“特务头子”结识

  

   另一位当事人,就是著名学者徐复观。1971年,经居港的老报人曹聚仁介绍,罗孚得以结识徐复观。对担负着文化界统战重任的罗孚来说,能与这样的人物相识,内心有一种意外之喜,而他的上级更是如获至宝,因北京方面对徐复观并不陌生,知晓他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和较为特殊的背景。

   历史上,徐复观在国民党内曾担负重要的情报和机要工作。他原名秉常,字佛观,曾在日本明治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从事抗日集会活动被捕并遣送回国,于是投笔从戎,先加入属于桂系的国民党第七军,后出任湖北省政府的科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抗日前线参与湖北阳新半壁山、山西娘子关等战役,历任上校参谋、团长、师管区司令等职。管区撤销后,调至陪都重庆出任兵役班教官。1942年,徐佛观经人介绍认识特务头目唐纵,并被推荐给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康泽。

   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自1938年10月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遣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十八集团军的联系,报告八路军抗击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如实汇报战斗消耗和困难以及时给予补充。1943年,徐佛观经由康泽推荐,获任少将级联络官。这一年,他和副联络官郭仲容同赴延安,以公开身份直接观察“红色圣地”的政情、军情及社会状况。

   作为国民党方面派遣的常驻军事联络官,徐复观在共产党看来有可能“来者不善”,自然成为监控对象。长年研究中共情报保卫战线历史的作家郝在今对此有描述:“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О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势……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请到军统上课。”该书又记:“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实在是苦差事。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荣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尽管住在延安前后不足一年,当时名叫徐佛观的这位国军联络参谋却给中共方面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据他自己在《末光碎影》一文中回忆,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延安召开追悼大会,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主持。徐到场听到吴不报告林森的生平,而是对蒋介石加以诋毁,一时气起要求登台发言,结果被“今天没有安排徐参谋发言的节目”为由拒绝。他要退场,门卫不予放行。他说﹕“要便是扣留,要便是让我离开。”后来,又以绝食抗议。第二天,周恩来专门写来长信道歉,叶剑英亲至招待所慰问。驻延安期间,徐佛观与毛泽东长谈至少五次,曾深入讨论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有一次,因为他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毛还特地介绍他与该书作者刘少奇交谈。

   1943年秋回到重庆后,徐依例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书面报告,由时为军统特务头目的同乡、学长涂寿眉转侍从室呈交蒋介石。这篇报告中,攻击共产党的内容不多,反而从“己不如人”的角度总结了不少共产党的长处,如“万万不可轻视政治、军事及民众工作”。其中“如何对付中共”一节,主张国民党应该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风运动,特别强调整顿组织、与农民运动结合的重要性,甚至赞扬延安“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这份有关延安的报告很受蒋介石赏识,当作机密文件下发,成为各级党政人员必读的教材,而徐也被誉为“中共问题专家”“延安通”。为此,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不久便将他调到侍从室第六组任机要秘书,1946年起又委任他为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副秘书长。这个联席会议的成员,均为中央组织和宣传部门主管,包括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中央宣传部长李唯果、继任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等,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联席会议制度维持一年多,徐得以与闻不少重大机要。

  

   “国民党中最了解中共的人”

  

   香港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管治,历来是各方政治势力争斗、竞合的场所,也是各国间谍云集以获取、交换情报的自由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大陆与台湾因一道狭长的海峡阻隔分裂分治,更使香港成了国、共派遣人员斗智斗勇、短兵相接的战场。徐复观曾从事的特殊工作,以及与蒋介石有过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北京方面很感兴趣的。罗孚后来回忆时坦承,一开始与徐接近“的确是有统战的用意”。他说:“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学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学大师,而是去接近一位为蒋介石主持过联合情报处的人。说得不好听,是一位可以称得上特务头子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恐怕是另一个戴笠。”

   可是,随着与徐复观交往增多,罗孚对他的了解加深,意识到上述认知与实际是有出入的。在一个时期里,徐复观确实能上达天听,但其人生之路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年,他到位于重庆郊区北碚的勉仁书院拜见著名哲学家熊十力,领受了“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教诲,对政治的热情开始让位于对文化的研究。这位“现代新儒学”宗师还取义《老子》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替他改名“复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陆军少将军衔退役,向蒋介石领得一笔资助,于1947年1月在南京创办了学术刊物《学原》月刊,由学者熊十力、朱光潜、杨树达、罗尔纲、唐君毅、钱穆等撰稿,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蒋介石暂时下野回到故乡溪口,一度重新征召徐复观担任随从秘书,参与设计改造国民党的方略。然而,当徐意识到国民党积重难返,回天无力,蒋介石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蒋经国羽翼丰满,顺利接班,便大感失望,急流勇退。他向蒋介石申领了一笔经费,于1950年到香港创办了《民主评论》半月刊,广邀研究英美民主的学者鼓吹以民主政治救中国,也借此为国民党拉拢文化人。他自己则退居台中,先在省立农学院教课,讲国际组织、国际形势,也讲中国文学,后任私立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思想史、《文心雕龙》《史记》等,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述。

   1956年,蒋介石七十大寿,提示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辟“祝寿专号”刊登进言文字,徐复观发表《我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由蒋介石个性缺陷进而分析其政治上失败原因,导致当局极度不满,视其为“危险人物”。他在香港办的《民主评论》也因言论愈发自由化,遭国民党内有人攻击为“拿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 由此,徐复观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他每次到教育主管部门领取刊物的经费补助,都没有好脸色看,直至再也领不到而被迫停刊。他在东海大学任教时,主管台湾特务情治的蒋经国认为他反对国民党,曾下令检查其来往书信。1969年,他不得不从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一面执教于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一面在《华侨日报》写专栏。

   尽管徐复观多年埋首于儒学研究,著作等身,被公认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但由于其台湾背景和政治立场,一向被香港的左派看作“文化特务”。诚如他生前交往密切的学生陈文华所分析,“徐复观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他在香港的活动以及他在《华侨日报》的常年反共文章,一直是中共统战者长期紧密监视的对象。监视结果,对他作了两个结论:他是国民党中最了解中共的人;他又是国民党在香港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前一点可能是对的,后一点显然是错了。但正是从徐复观是国民党驻港最高情报负责人这个结论出发,中共对他发动了精心设计的统战。”(《徐复观与胡兰成唐君毅罗孚的奇缘》,2012年2月5日,香港《亚洲周刊》第26卷)因为罗孚与徐复观相识时,将他定位为国民党在港特务头子,对他抱着明确的统战目的,所以见面时谈论的话题是政治,而非学术。罗孚这样剖白心理:“在政治上,我有自傲。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起过师事之的念头。”直到彼此往来较多且对徐的学术造诣有所了解后,他才认为对方于他是“师兼友”的关系。

   罗孚从中学毕业不久就做新闻工作,长于交友,确实是统战高手。1971年初识时,他知道徐复观讲授哲学,刚好那年去北京采访亚非乒乓球友谊赛,顺便拜望章士钊先生,得知其刚出版了新著《柳文指要》,想托带一些赠送香港友人,当即向他多要了两本,回港后送给徐复观一本。这正是投其所好,无疑给对方留下了良好印象。并且,据陈文华所知,在与徐复观的交往中,“罗孚对他不但不讳言中共的缺点,反而对徐复观批评中共的文章称赞不止”。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很容易使双方的交往深入发展。

  

   交往十年情同一家

  

   为了避免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杜绝可能引发的后患,罗孚与徐复观的交往十分隐秘,基本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主管统战工作,罗孚每个月都向他送交报告,汇报所接触的非左派人士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包括有关徐复观的内容。至于徐复观,也会在日记里留下与罗孚会面的简短记录,但因为罗的身份敏感,他从不直接写出名字,说明徐复观深知他与罗孚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对方的身份对台北是需要避讳的。此外,他还担心与中共方面的人员交往会影响在台湾的子女。

    罗孚与徐复观交往持续逾十年,彼此的友情也在增长。恰如日记所提及,这种友情已经延展至双方的家庭,以至子女们也相互来往而感觉两家如世交。还在上世纪70年代初,徐复观夫人王世高女士在台大医院验出肝硬化,医生诊断只有一年的期限,大告不妙。多方求诊无效之下,徐复观听说福建出产一种专治肝病的成药,但香港市面上出售的可能有假冒的,便托罗孚设法在内地代买国产正货。买来后,王世高却不肯服用,坚持说“共产党来的东西我不要吃”。后在赴港探望的长子武军劝说下,她才开始服用。定时连续服用约一年,再回台大医院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肝硬化已经痊愈了。香港知名报人、作家胡菊人1982年初去台大医院探视病重住院的徐复观,见到在一旁操心劳累的王世高,劝其注意休息保重,而她回答说:“我没啥关系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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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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