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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使学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怀念陆学艺先生

更新时间:2014-10-11 18:20:21
作者: 景天魁 (进入专栏)  

   吴文藻和费孝通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一条学术路线。陆学艺的学问散发着中国的泥土芳香,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坚持了“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据此所作的路径选择。所谓“中国土壤”,不仅指与“三农”研究有关的狭义“土壤”,而且指广义的“中国实际”,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实际”,而是扎根于中国实际。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学术来说是所谓“舶来品”。在中国怎样发展这个学科,解决中西问题就具有首要意义。吴文藻、费孝通等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但他们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断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坚持“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根本方向。陆学艺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学界以来,始终坚持这条学术路线,身体力行,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和继承。

   第一,“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有独特价值。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西方历史过程的重复。中国如此丰富宝贵的经验事实,并不是只配充当检验西方概念、西方命题的案例和素材。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不亚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崛起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式回答的中国学术,甚至能够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西方理论回答不了的中国理论。

   第二,做学问就要遵循“实践第一”原则。他对调查研究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善于抓住每一次了解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使到了晚年,仍乐此不疲。例如,2012年他已79岁,本来是到银川参加社会学年会,但偶然听说某地农民搬迁搞得好,当即要求去看看。他一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创办的那些调查基地:北京市大兴区(芦城)和延庆县、山东省陵县、江苏省太仓市、福建省晋江市等等,每一个基地都如同他的掌上明珠,格外珍爱,精心呵护。

   第三,从来不把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拿来炫耀,从来不把西方的概念、理论用作可以贴到中国经验上的“标签”。这种极其审慎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国经验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西方理论的尊重。能够用中国习惯语言表达的,他从不搬弄西方生僻的概念;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达的,他从不卖弄艰涩的语言。他经常强调,要珍重中国语言,说中国人懂得的话。

   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不空谈,不做作,不照搬洋教条,不摆花架子,合情(国情)、合理(学理)、合用(现实需要)。

   第四,善于抓住中国问题的特质,紧扣中国发展的关键。他一生紧紧抓住“三农”问题不放,盯住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要害,从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写文章、出主意都能敲到点子上,鞭辟入里,不荒腔走板。

   费老倡导的、陆学艺做出典范的这条学术路线,其目标追求的是“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的社会学,是直面中国问题,运用适合中国的概念,得出对中国有用的结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促进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是可能给世界社会学增添新内容、带来新气象的学问。

   “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费老终其一生矢志不渝,坚持下来了;陆学艺终其一生坚持下来并充实发展。我们是延续、发扬,还是改变、抛弃?到底怎么看“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如何做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社会学学者?我们拿什么样的成果回报人民、展示世人……这些问题,就是学术路线的目标指向问题,是我们在纪念陆学艺时应该深思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发表于《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10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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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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