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争论缘自误解

新京报：从1983年即离开国内，您是如何认识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的？

张隆溪：我是从1983年离开，到1993年才回来开过5天会就又回到美国，直到1998年我才到香港定居。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和钱钟书先生通信比较多，而且《读书》杂志每期都邮寄给我，还有钱理群、葛兆光都是我的好朋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对学界有一些了解。知识分子的环境跟整个中国情形一样，比我刚离开的时候好得多，而且知识分子想法丰富，出现很多争论。

新京报：你是否同意，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太懂得争论的方法？

张隆溪：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己形成了一定看法，而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看法。很难从争论中吸取营养，只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时候甚至是把话越说越极端，譬如当年的“读书奖”之争。我觉得争论很多是缘自误解，大家没有平心静气争论问题的态度，还有时候动不动就形成派别。

新京报：您很少回国参加论坛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张隆溪：技术原因是我在今年2月才拿到回乡证。另外，我觉得规模太大的会议往往没有办法深入地谈问题，往往是人数少、问题集中、参加会议的人对某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使得论坛的交流有意义。现在，产生交流效果的论坛不是没有，而是很少。

新京报：开会和做学问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张隆溪：我基本上有这么一个看法：做学问不是靠开会和结交朋友，而是坐冷板凳，看书、写东西。当然开会也是有意义的，和好学者进行交流，能够刺激你产生新的思路。

西方更强调文化差异

新京报：经常看到国际论坛讨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但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对立观早已经厘清，观点本身还有必要讨论吗？

张隆溪：中国人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共融的，但西方尤其是学术界，更强调文化差异的问题。西方有强调文化差异的传统，现在西方对自我有强烈的批判，往往容易把非西方的文化看成是对立的文化，但是看到的是东方文化里好的方面。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最能够代表和西方不一样的文化。

新京报：据您接触的人，西方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什么？

张隆溪：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但他们的观念中还是古老的中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太了解。西方人的观念里仿佛只有西方才有进步的观念。讲到东方，就是凝固在古代的一个时刻上。

新京报：您作为一个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这么多年，是否也对此感到无可奈何？

张隆溪：要改变一般人的观念很难，因为人们都有惰性，除非有这个必要，否则不会有太大改变。要改变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最根本还是缘自中国自己的变化。日本是很小的国家，但因为它很强大，西方人就对日本有很大兴趣和相当的了解。中国这二十年的发展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来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文化强弱和国势强弱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您是否认为，要实现文化交流，文化发展不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张隆溪：我不这么认为。

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还是依靠文化的发展。我与德国朋友聊天时，说起德国经历了纳粹时期，很多城市在二战后期被夷为平地，但现在又重建起来。他们觉得中国和德国的共同之处是都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因为有很强的文化底蕴，所以才恢复过来，并越来越强盛。

新京报：有个普遍的观点，现在的中国已经与传统文化割裂？

张隆溪：这种说法缘自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极端说法。

但我觉得把五四跟激进主义以及“文革”联系起来是不对的。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占那么大的比重，如果没有很大冲击，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撼动的。而现在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如果只能读经，科技非常落后，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中国。

新京报：您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潮？

张隆溪：那是热潮，中国人最喜欢追逐热潮。我不反对读经，开放自由的社会，读什么都好，但读什么都不该是惟一。

“比较文化”名称错误

新京报：比较是各个学科都采用的方法，为什么还要有这门学科存在。

张隆溪：19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个有名的比较学家说过，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名字是错的。比较是普遍的方法，不是比较文学文化独特的方法，任何研究没有比较就不能做分析。

新京报：既然多年以前就认识到这个错误，为什么不更正呢？

张隆溪：这只是名称的错误，不是学科本身的错误。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名称没有太大关系。

新京报：为什么比较方法早已是最常见的方法，却在19世纪才形成了比较文化等学科。与全球化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

张隆溪：比较文化到20世纪才形成，这个学科名称在西方有独特含义，它是相对传统精英的研究，譬如对电影的研究、性别研究。中国最没有出息的是，每一步都追随美国人。我在国内交往最多的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我觉得他们是做自己的研究。

新京报：有人称，在比较文化已有的研究中，各种错误观点十分严重。请您归纳一下。

张隆溪：一个基本误解是，以为做比较文化的研究就是学了外文之后，把外文作品和中文作品做比较，譬如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做比较，因为他们都写爱情，而且同一年死去，这种比较就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做比较文化的研究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研究者对两种文化传统都有非常深的了解。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对西方和中国的了解都是粗糙的，所以有些讲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传统是人定胜天。我说人定胜天是荀子讲的，不是美国人讲的。而且，现实是很多做比较文学的人，外文水平不高。外语也像温度计有不同的degree（水平）。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