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5 次 更新时间:2014-10-06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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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进入专栏)  


“改革”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

当“改革”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改革”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国际一流”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是“弄潮儿”?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知识人”,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企业家”,讲“中国好大亨”。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弄潮儿”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出身海归”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不被理解的改革派”。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最后“被上头牺牲掉”了。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逻辑”和“效率”的改革。

谁是“保守派”?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编注)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温和自由派”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只剩躯壳”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也好,“海龟”代“土鳖”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是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升官图”,“升官图”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recycle一下,就叫“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好洋喜功”。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好古喜功”。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国际化”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它是以人文精神而见称于世的。我知道的北大人,无论负笈海外、取经回国,还是坚守本土、埋头苦干,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效力,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一切靠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钱在账上,不能不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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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14年第09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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