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

更新时间:2014-10-04 22:16:36
作者: 孙向晨 (进入专栏)  

    

   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论述

   1949年以后,中国也曾有过一种新的国家定位,那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其了不起的地方,敢于突破近现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理论,以阶级为基础重新理解国家的本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因此工人阶级的革命,要用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政府机器,而不是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就必须得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或者说政权理论。

   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于消除国家组织,巴黎公社的革命“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尽管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公社是一种基于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一种“国家形式”的过渡,但它依然有着一种让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为此马克思深深地寄希望于“法国工人”,希望他们为法国的复兴,更重要的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列宁在马克思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更进了一步,在他那里真正发展出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他把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联系起来,更加明确了国家形式和国家政权对于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尽管无产阶级国家是走向消亡的国家,但在其现实性上,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依然在于国家的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逐渐发展出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来替代“民族国家”理论,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一种取代“民族国家”的新方案。

   作为现代国家理论的一种替代理论,阶级国家理论的好处在于其所具有的普世主义取向,事实上,从列宁时代开始,就有了一种有别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全球秩序方案,它超越于民族差别,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试图建立起全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以后的苏联也一直按这种方案推进它的全球秩序。

   这样的国家理论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这种具有世界主义的国家追求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暗合之处。这种具有普世主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概念,事实上很容易为有着“人类大同”传统的中国文化所接受,最为典型的表现是:梁漱溟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是抵触,对社会主义国家却颇能接受,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为着人类利益着想的普世主义向度。1949年之后,国家虽处于穷困时期,但世界社会主义一盏明灯的自我期许,在那个艰难时代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尽管有着自身的理论指向,但是国家理论的普世主义形态似乎更加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下主义”在起作用。同时,这种强化阶级意识的国家理论也可以淡化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狭隘的民族意识,为解决多民族的共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一理论也为人民共和国迅速整合边疆少数民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在现实层面上依然有其局限性。

   问题一: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论本身强调国家只是一种过渡的形式,其终极目标是要消灭国家,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国家只是一种过渡到消除国家这种最终目标道路上的中间状态,不具有终极性意义。所以在最极端的革命时代,都是要以成立公社来取代国家政权,以表明这种政权理论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因为本质上,工人阶级要建立的国家并不继承以往的统治工具,是要建立一种全新体制。但事实上这依然是人类的一种遥远理想,与现实还有很大差距。

   问题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表明这种政权理论在西方难以生存。这次世界大战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为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原指望全世界无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场资产阶级的丑恶战争。事实是这完全变成了一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并没有坚定立场,而是跑去了为民族的资产阶级战斗。列宁愤怒地指责,这些社会沙文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卑躬屈膝”的态度。[7]所以相比于民族意识,卢卡奇要强化的是“阶级意识”。

   问题三:阶级斗争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理论的必然选择,但在现实中,人们在一系列的苦难面前认清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法建设一个健康、富强的国家,无尽的阶级斗争对于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一种破坏,社会需要一种和谐的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似乎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反而依然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挣扎。向无国家的社会状态的过渡显现出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所以,当一个国家不再强调阶级分化,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以阶级专政为基础来建构国家话语体系时,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就会迅速衰落,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就会重新活跃起来,重新侵入我们的话语体系;同时它固有的问题则依然存在,其狭隘性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挑战依然重大。因此,在狭隘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国家”之外,似乎还需要某种新的国家定位理论。复兴“文明国家”的概念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明国家”的概念

   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民族国家”和“阶级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明显水土不服,由此形成了学者们在中国的国家问题上的定位失准。事实上,在现代,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历史上不是这样,现实中也不是这样。但一种非民族的国家理论还缺乏理论上的展开。很多学者敏锐地感到,在中国,将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尤其不适合。梁漱溟就曾将“中国不像一国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更引用罗梦册的话称之为“天下国”[8]。而现在比较流行的则是美国学者白鲁恂说的“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而伪装成一个国家”[9]。写《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也有类似说法。确实中国文化传统自有一套关于“国家—世界”的理论,即便是要确立现代中国的定位也依然要顺应一种深厚的传统。从历史上看,在狭隘意义上,“国家”无非是朝廷、皇室;在宽泛意义上,中国的国家观念从来不是一种关于民族的理论,更不是一种关于种族的理论;“中国”这个概念甚至不是一个地域称谓,而是一种文化称谓。我们应该把一种理念和其在历史上的机制化形态严格区隔开来。理念的合理性使其有悠长的生命力,而历史上的机制化形态则有其僵化的一面。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概念尽管是前现代的,尽管有朝贡体系等形态,但是一种以文明自许的形态却依然是宝贵的。甘阳先生2003年提出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重新发展为一个“文明国家”[10],亦可见这种“文明国家”的理念在中国现代史上依然有其顽强性。对于有着这样一种以文明自许的传统来说,“文明国家”的概念将比“民族国家”的概念更有包容力,更具凝聚力,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也更能承载中国文化传统中强烈的天下意识。

   对于西方的现代世界来说,在个体、民族、文明与世界的文化价值的序列中;现代的个体观念与现代的民族概念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呼应,使“民族”成为建构基于平等个体的现代国家的一个很好的文化中介,并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得到表达,在民族之上则以国际(international)的关系表达世界概念。在这个序列中,文明并没有得到一种实质性的安置。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法兰西、日耳曼人或者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民族上分属不同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享西方文明,共享基督教文明。可是文明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政治性支撑,只是沦为一个更为模糊的概念,这是西方历史铸就的国家样态所决定的。现代世界体系是西方文明框架下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放大版,它淡化了西方人共享的“文明”色彩,而强化了在西方文明内部的“民族”色彩;并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将西方文明在理性层面上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而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现代文明”。

   当中华文明遭遇到“现代”世界,当这个文明要跻身现代国家时,我们面对的是淡化了西方色彩的“现代文明”,是强化了民族色彩的现代国家。于是为了现代国家的认同,我们也依瓢画葫芦制造了“中华民族”概念。但水土不服,一直在理论上面对质疑,在现实中也遭遇困惑。相反,“文明”的概念在国家定位上依然强劲地浮出水面。

   “文明国家”就自身而言是一个更为完整的意义体系,作为“文明国家”其价值形态、生活方式、礼法制度、文明理想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系统,是完整的“意义世界”,同时具有一种向善的典范性,其包容性和普世性也是民族或者民族文化的概念所容纳不了的,这些特点恰恰是中华文明所不可或缺的。民族国家在其起源上是以“自我”和“他者”的对峙作为前提,更强的版本则以区分敌我作为其建构的基本机制,①差异性和区分异族是建构“民族”的基本路径,民族充其量只能以“文化”涵盖之,以突显文化上的差异性和族群的特征。在文明概念中“天下意识”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普世向度。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在“民族国家”中,这种普世关怀的向度得不到声张,甚至完全丧失。在“阶级国家”中昙花一现的普世向度,在重归“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再次丧失。一种适宜的方式将是在国家层面上安放“文明”的普世向度。

   作为“文明国家”,在本质上有着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文明为人类建立了普遍的道德和生活意义的标准。现代中国并不只是1844年以后的产物,现代中国承载的是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是“作为人类,代表人类,为了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度。五四以来以摒弃自身传统作为立国基础的思想将得到彻底清算。“文明国家”的定位可以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所显示的这种人类的代表权自近代以来已经自觉地拱手相让于西方,西方哲学家们以理性名义对自身文明的自我确证,更让现代中国人盲目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于是西方成了普世世界,而中国则只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明类型。②但是,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其普世性维度一直顽强地存在着,文明的整个价值形态决定了它不只是民族性的、区隔性的,文明更呈现其共通的一面。明末利玛窦来中国时为中国人带来了从没见识过的西学,当时的中国人马上明白他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一个文明人,士大夫争相与之结交。他带来的工具化、形式化的欧氏几何虽不是中国人熟悉的,但很能得到认可,并迅速掌握,甚至做得更好。同样,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普世性在于中国人在这种文明的发展中特别发挥出了人类的诸多潜能,并提供了其中好之为好的基本标准,这种文明成果是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在现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对此进行系统的挖掘和阐释。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共享将更为迅猛,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的流行只是一个微小表征。当然,“文明国家”的界定远不止这些,“文明国家”更是一种自我提醒,提醒对于自身“文明智慧”的意识,提醒自身“天下关怀”的责任,提醒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使命。

“文明国家”自然包容着多民族的状况。我们无需再以“大民族”和“小民族”来混淆民族概念,在中华文明下,多元一体格局将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将以“文明”而不是“民族”的方式建构国家认同。欧洲过往强烈的民族认同,带给欧洲不断相互争斗的动乱,在欧盟超国家的框架下,欧洲人开始建立其对欧洲文明的认同。美国作为文明国家也不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美国建国时的清教主义精神,以其普世性荡涤了民族主义狭隘性,因此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负面概念,而爱国主义则是一个正面概念。在有些学者看来,多个民族共和一体的国家必须通过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公民式的宪法爱国主义来加以整合,事实上单靠形式化的宪政主义是很难进行整合的,还需要实质性的文明价值来加以凝聚,一如美国的“公民宗教”。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也应该建立其自身的文明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626.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