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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社会学的不朽者——布迪厄

更新时间:2014-10-03 22:45:11
作者: 朱国华  

   至少在某种太平盛世,一个思想者肉身的寂灭,总是像一道闪电那样,突然照亮某些被隐蔽的天空,从而迫使人们注意到某种被忘却或被忽视的存在,并由此契机,延伸了思想者精神的存在。在这方面,耶稣的受难与他的复活,其代表的隐喻不仅仅指向宗教,而且,还指向一切精神领域。当然,并不是所有思想者肉体的消失都会成功地自动转化成精神的某种圣化,都会具有偶像化的催化剂作用;我们这里谈论的思想者,必须至少在某个精神空间中确实也占据了某种永久性的位置,必须确实具有某种不朽的理由。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这里检讨布迪厄的学术成就,就不仅仅是对于布迪厄备享死后哀荣的锦上添花式的一种敬意的表达,而更多的是把他逝世的事实视为一种方便的机缘,由此可以窥见其思想的繁复、博大和深刻。这样,那种闪电瞬间的爆发力也许会不复存在,但是它所烛照的那一切,对我们目击者而言,也许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永恒的印记。

   一、陌生人:布迪厄的生活轨迹与学术性情的发生

   据布迪厄研究者史华兹(David Swartz)的说法,仅是从1958年到1995年,布迪厄就出版了超过30本专着,以及340篇论文,这其中横跨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甚至体育之类名目繁多的学科,浩浩茫茫,我们的叙述该从何说起?最保险的做法,我们首先还是考察一下布迪厄的生平。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生平对他的学术活动的影响决非无关宏旨。

   布迪厄对他本人的生活经验是非常吝啬笔墨的。当他被问到何以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持沉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他不愿意因此给相对主义者提供攻击他的炸弹,不愿意由于人们可以将他的生活经验与其学术观点联想在一起,从而损害他的话语的自主性。这种解释听上去显然有点勉强。并非碰巧的是,对社会世界几乎各个领域都有很强表达欲的布迪厄,对于个人的自传也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叫做“自传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社会行动者在脑中通过有意识反观自我所形成的具有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自我形象,即是所谓自传幻觉。既然是幻觉,也就必然是无法摆脱自恋的歪曲的反应,而对个人比较科学的形象描述应该基于社会学家根据行动者的种种社会条件所重建的无意识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从这样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推知,布迪厄也许会认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正如歌德的《诗与真》,可能经不起社会学家的层层盘问,还不如不提为妙。

   但是布迪厄提供了正好用他的“观点即立足点之观”(point of view as a view taken from a point)理论足以解读他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我们知道,布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叫做比安(Béarn)的偏远的乡镇。作为一个邮递员的儿子,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终于登上了执社会科学之牛耳的法兰西学院的殿堂,他的个人历史因此就具有了双重版本:“其一是神话般的,在其中他是一个面临着都市文明的农家子弟;其二,也是他实际上思考得更严肃的,可能是个小资产阶级和成功的故事。”不过正是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性质。对布迪厄来说,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具有宿命般的哲学意义,用布迪厄本人的话来说:“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布迪厄无论在社会空间中还是学术场域中都把自己定位为陌生人,也就是定位为与任何主流话语和合法化体制格格不入的敌人,即使他本人成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本人成为他所反对的体制的一个构成要素,他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自在,感到自己与学术界的隔膜,并看上去是背信弃义地把成就了他个人辉煌的这些学术体制或者教育体制,推上了用以揭露其掩盖不平等的解剖台。而推动其批判热情的来源,不仅仅是由于他将自己出生地所强加的被支配的经验转化为一种高傲的对支配者的拒绝,而且还在于他将这种经验普遍化和客观化,在社会宇宙的广阔范围之内到处寻求结构上对应的社会行动者,例如被法国殖民者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阶级,被男性权力压迫的女人,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属于被支配者的知识分子等等,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布迪厄谈到他自己的个人情况时,总似乎是在为他的社会学立场做脚注。我们知道的是,布迪厄操着一口方言,完全凭籍着自己出众的才华和勤奋,先后进入了一系列挑剔的名校,他就读的大学是公认为法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摇篮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但是他在他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眼睛里并没有读到多少尊重和热情,在这所巴黎人的学校里他落落寡合。布迪厄后来在《学术人》一书中提到了他和福科、德里达这三位具有反体制性情的人都远离由巴黎人在文化、社会上所支配的语境,这种对自己外省身份的念兹在兹可谓意味深长。而他的同学也的确证明了,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对巴黎知识分子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正是这些人支配了巴黎高师。

   但是布迪厄的反叛心理并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巴黎学人的逆反歧视,而是推而广之,表现为对于一切时尚、一切主流话语、一切合法体制的拒绝。他很少跟人进行时髦的论战从而使自己成为时髦思想家的一员,而当他援引韦伯或者马克思的时候,学人们必定已经开始热衷于引用别的经典思想家。当他大学毕业以后到一所中学教了一年哲学,应征入伍,到了阿尔及利亚这以后,他的反叛找到了具有现实性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依据。但是即使要表现对殖民地人民苦难的同情,他也采取了学术话语而非政治话语的干预模式,这和法国知识界动辄发表联名抗议声明的方式大相径庭。这两年的研究成果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为书名在1958年得以出版。殖民主义人类学家总是使自己的研究成为殖民统治的根据,而布迪厄的研究表明,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和谐的文化整体,由于殖民统治而分崩离析,并被强迫性卷入到由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痛苦转变过程之中。

   此后,阿尔及利亚以及某种程度上他的家乡比安地区,就一直成为他的学术根据地。如果说对阿尔及利亚的系列研究(他还出版了《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流离失所:阿尔及利亚农业传统的危机》等书以及相关论文)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那么,《继承人》以其对于法国教育制度的尖锐的批判则使他获得了社会知名度,并成为法国五月风暴造反学生们的精神武器之一,尽管布迪厄本人当时对这场运动保持了沉默。布迪厄另一部成名作是《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这两本书都引起了广泛的学术的和政治的争论。可以说,60年代初以来,布迪厄就走上了学术场的金光大道。在社会学名宿阿隆不遗余力地奖掖下,1964年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实验中心研究的主任。由于与阿隆政见不合,1968年布迪厄筹建了自己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但是这并不妨碍阿隆对他的继续支持。正是在阿隆、列维-斯特劳斯和布罗代尔的帮助之下,同时也因为1979年《区隔》和1980年《实践的逻辑》的出版,他才击败图海纳,于1981年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生涯达到顶峰。不仅如此,他的著作甚至还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区隔》一书令人难以置信地销售了10万册。1993年,他获得法国家科研中心授予的金质学术奖章,此奖极少授予社会科学家,此前只有列维-斯特劳斯于1968年获得过。他得到的最后一枚奖章是2000年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的代表国际人类学界最高荣誉的赫胥利奖。

   这样,布迪厄的反体制最终被体制所接纳,他也以个人的传奇故事实现了他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学术灰姑娘的梦想。对于不无刻薄的人如他昔日的女学生雅妮娜•维尔代斯-勒鲁而言,这是布迪厄“利用世界的苦难来扩大他的影响,来占领一切讲台。”也就是说,布迪厄作为一个饱受歧视的外省孩子,成功地将自己的仇恨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学术视角,并牟取了符号暴利;但即使是同情他的人,也要看到他的社会轨迹对他认知结构的约束,也要看到这位陌生人没有看到什么,这是我们下文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所必须提到的。

   二、批判与超越:布迪厄的学术品格

   其实没有那一位伟大的哲人没有批判性,因为颠覆先贤时彦的成见,正是建构自身理论系统的前提。因此,当我们谈论布迪厄的批判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询问的是:他批判了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别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加以论述。一方面,就政治实践意义上来说,布迪厄把自己的全部工作界定为反对一切形形式式的符号控制,反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一点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甚至认为,一切好的社会科学都是政治性的。他早年写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著作,乃是他特有的一种政治干预的方式,其目的是揭露法国殖民统治对于阿尔及利亚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警告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如果抱持一种乌托邦革命幻想,是有害无益的。可以说,社会批判是一根穿越布迪厄全部著述的价值预设赖以成立的主线。特别是到了晚年,布迪厄不仅仅只是自闭于书斋之中进行话语实践,而且,还知行合一,利用电视媒体给他提供的机会抨击电视媒体,利用国家体制提供给他的巨大的文化资本走上街角,和罢工的铁路工人、没有身份的移民和失业者一道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起抗议这个国家体制。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是启蒙主义者的传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追随者,尽管他本人拒绝这个标签。

   但是他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其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毫无联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立场有着坚实的学术理性的依托。布迪厄在这方面的批判性我们可以说是康德式的:他一方面广泛阅读了许多经典哲学家的著作,并博采众长,吸取其中的精华,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几乎每个理论概念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有一个知识学的系谱。同时,他又拒绝将自己的研究变成一种“引用学”的游戏,他并不喜欢通过征引经典从而与著名思想家建立联系而抬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对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核和考察,并力图揭示,它们作为以文化和理性之名所强加的一种任意性,作为一种得到被支配者认同的符号暴力,如何成为充当掩盖社会不平等并不断再生产社会等级系统的工具的。

   布迪厄的理论理性批判形式首先采取了一种超越二元论的视角。这也是被普遍认为他对社会理论的主要方法论贡献之一。这种一系列二元对立,即是黑格尔与康德、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微观与宏观、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经济商品与符号商品、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等对立,在布迪厄看来,归根结底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对此,布迪厄在其《实践的逻辑》的导论部分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全部人为地把社会科学分隔开来的对立中,最为根本的、最具毁灭性的对立乃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他认为,要超越这一对立,首先必须看到这两者的共同错误,即两者都拒绝知识的实践模式,而这本来应该是社会世界日常实践的基础。要纠正这一迷失,“这就预设了对于方法论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批判性客观化,从而使得反思性回归到世界的主观经验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对于这一经验的客观条件的客观化成为可能。”

被布迪厄指认为主观主义方法的有微观互动论、唯意志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等等,其具体表现在社会学界包括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理性行动者理论等。社会学家必须与主观主义相决裂,首先是因为统治系统常常借助于无意识的集体认同来强加自己的意志,因此过分强调主体意志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客观上刚好强化了统治系统的稳固性。实际上,主体的认知图式和感知系统并非像我们普通人想象得那么自在自为,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语境对它的塑造作用,尽管每个主体也程度不同地参与建构了社会语境。萨特对于意志自由的过分强调,使得他得出个人实践在逻辑上先于历史的结论,进而认为,个人或集体性诸如政党之类的历史行动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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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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