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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钢:自尊道德和尊严政治

更新时间:2014-09-30 15:02:25
作者: 何包钢  

   如果说,善人(好人)基于自尊和互尊而指导其行为的话,恶人追求不正义的统治完全是因为这种统治侵犯了独立的人们在一种原初的平等地位会同意的东西,因而占有和运用这种统治权表明他的优越性并冒犯他人的自尊[26](386)。恶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表现和冒犯。驱动着恶人的是对于非正义的爱:他对那些屈从于自己的人们的软弱和卑微感到快乐,并且乐于人们承认是他使他们变得卑微[26](347)。由此看来,法家的权术在于通过抓住人的缺点和弱点来控制人。这种权术的要害在于彻底打击一个人的自尊心,只让一个人的求生欲来驱动服从。在今天,一些学者钻制度空子而滥用研究费用,当这些学者公开反对政府时,不少亚洲政府就抓住其滥用经费的把柄,通过打击人的自尊心来控制人。

   罗尔斯描述了一个关于自尊政治的理想状态,但缺乏对权威体制下自尊是如何运作的认识。一个等级社会也可能发展出一种自尊和他尊基础上的社会合作。以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来说,唐太宗对魏征的纳谏是对他的高度尊重。权威体制需要稳定和谐,因此,在适当条件下权威体制会促进尊严政治,通过互尊来促进社会合作。当代中国的问题是,在一个权威体制下如何追求尊严政治?自尊如何运作?如何实现自尊的道德原则?为此,我们必须探讨个人行为及其背后的自尊心理问题。

    

   三、《退出、声音和忠诚》中的尊严政治

   Albert Hirschman在《退出、声音和忠诚》一书中讨论了公司、组织或国家面对退化或走向衰落的三种回应行为:退出,如离职、退党、移民;声音,如征求民意、开听证会;忠诚,如鼓励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我要阐述的是,人的自尊贯穿于“退出、声音和忠诚”三种行为中。捍卫人的尊严,是解决“退出”问题的关键。只有依靠尊严政治,才能够使声音机制和忠诚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退出”的问题。对于Hirschman理论的这种解读,对于中国尊严政治的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个组织的成员选择退出,是组织走向衰落的直接表现。而一个人是否会选择退出,与其是否能够保有尊严有一定关系。比如,一个员工很有能力,工资也很高,但是他的上级是一个水平差、素质低的人,经常羞辱这个员工,使其自尊心被刺伤,这个员工因此感到非常窝囊和懊恼。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位员工就可能会选择辞职。相反,在另一个单位,一个员工尽管工资不高,但同事和上级都很友善,让他感到自己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每天工作都很快乐。这样,为了享有这种受到尊重所带来的愉快,他不会轻易选择离开这个单位。

   当一个组织中多数人都选择退出(如,员工离开工厂,公民离开国家),这个组织便可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要避免或者挽救组织衰落,人们常常发展和使用声音机制和忠诚机制。

   声音机制是让组织成员有表达不满的权利和渠道,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听证会、恳谈会等。可是,如果组织成员所表达的不满和意见,上级并没有真诚地听取和对待,组织的退化也没有任何改善,那么空洞的、走过场的声音机制会让发声的组织成员感到屈辱,引起他们更大的反感和怨言,因此,这种“声音”无法避免组织成员的退出和组织的衰落。好的声音机制不仅可以避免组织的衰落,还可以促使组织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唐太宗的辅臣魏征以其敢言直谏而闻名,有时因言辞激烈而激怒太宗,但是魏征的谏言往往正确有理,太宗作为一位明君,最终还是采纳他的建议。太宗对魏征的尊敬,使得魏征从过去的“敌人”(他为太宗的兄弟谋策,曾建议先杀太宗)变成忠诚的谋士。可见,若要声音机制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上级充分地尊重发声者,不仅要在态度上,更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上级认真对待组织成员的心声。尊重、尊严是声音机制能发挥作用的基础。

   避免组织衰落的另一种途径是发展忠诚机制,即设法让组织成员对组织或上级忠诚。Hirschman讨论了各种形式的忠诚,并且指出了自我欺骗在维持忠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道,由于退出的代价太高,或者进入的费用昂贵,组织成员已交了相当可观的成员费用。他们不愿意选择退出,而选择“忠诚”。但是这种忠诚是建立在自我欺骗之上的,而且这种忠诚也不会促进声音机制的发展。[27]

   忠诚的表现形式至少有两种,分别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第一种形式是表忠心,即便组织成员不认同组织或上级的某些做法,也必须通过宣誓、表态等方式服从上级或组织的要求。这种做法实际上刺伤了人的自尊心,表面上的“忠诚”实际上并不稳固,不能保证组织成员不退出。表忠,即以表态、宣誓等方式表达对上级的忠诚,是一种治国术。即使违背个人良心,也必须表态服从上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为了自保放弃自尊。由此获得的忠诚是非常不稳定的。今天的“过关表态”只限于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特别是上层阶级,它不包括普通大众。这样,表忠只触及了少数人的自尊,并可以通过物质回报来弥补,因此,这种政治还可以做得下来。此外,表忠政治往往还包括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即在等级制度下,一些人对上屈尊,对下施威、摆架子,由此来补偿对上屈尊所带来的内心屈辱感。

   另一种忠诚,是自愿的忠诚,是组织成员得到充分尊重之后发自内心地认同其上级或者组织,因而不会选择退出。上文魏征的例子也可以反映这一点,尽管唐太宗因为魏征谏言不留情面而数次说过要杀掉魏征,但是他每次都采纳魏征建议的做法实际上给了魏征极大的尊重。因此,魏征忠心耿耿地留在唐太宗的身边,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

   由上可知,在发展声音机制和忠诚机制的时候,应当充分尊重组织成员,不仅要给组织成员表达意见的渠道,还要真诚地听取并付诸行动改善组织的现状,只有这样,组织成员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才可能培养他们对上级的忠诚和对组织的认同感。走过场的听证会和违心的誓言都无法挽救一个公司、组织或国家走向衰落。

    

   四、中国尊严政治的进步和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尊严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是中国社会走向社会文明和人民尊严得到提升的标志。中国尊严政治的另一个进步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例如拆房之前必须得到个人的签字同意。这种制度是基层的自尊政治的保障。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人渐渐摆脱了鸦片战争所遗留的国耻,萌生了一种“国荣”,即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光荣,这显然是国人尊严的实现。然而,只有落实到每个人的国荣才是有价值的。目前官员出国可以受到比以往好很多的礼遇,而普通国人出国旅游却无法感受到同样的尊重。比如,世界各国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家非常有限,说明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国荣”,并没有让普通国民在国际上感受到实际的荣耀。

   中国人也越来越要求尊重和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揪斗的人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受到身心双重折磨,严重丧失尊严。而看热闹的人也对其取笑,并不觉得这种批斗方式有什么不妥。这是因为在“文革”的环境下,人们把被揪斗的人看作敌人,而对待敌人就不能心慈手软,也不需要顾及其作为人的尊严。而当代国人已经不会像“文革”时期那样容忍甚至加入伤害他人人格的批斗,这体现了中国人保护他人人格尊严的意识的整体提高。

   此外,刑罚制度的变迁也体现出对个人人格尊严的尊重。从前学校中有体罚的现象,甚至有的家长容忍老师打学生,而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体罚,偶尔出现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一旦被公开,便会引来社会各界的声讨。从前死刑犯在公开场合受公众羞辱甚至打死,而今天通过注射的方式执行死刑,让人在死的时候仍保有尊严。

   中国尊严政治的进步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以要饭为例,尽管“要饭职业化”现象的出现,使得人们经常怀疑乞讨者的真实性,但还是有少数人出于同情心给他们钱财。同情背后,是对其个体的尊重。要饭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文明的程度:一个福利国家能够保障人的基本物质需求,那么个人无须放下尊严来要饭;确实,福利国家中要饭者甚少。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要饭的现象,同时要饭者可以通过要饭生存下来,说明有一定数量的人仍然施舍,意味着社会中还存在同情心;如果要饭人饿死、冻死,即使乞讨者放下尊严也无法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这是社会文明退化的标志。

   中国尊严政治的最大进步在于,重新确认了以人本或民本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不过,“以人为本”也可以是以利益为主的,比如,给老百姓一些小利小惠,但这并不等于真正尊重老百姓。这种做法离尊严政治还有一段距离,而只有以尊严为基础的人本原则才是尊严政治的灵魂。

   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满足了物质需要,开始追求尊严。知识分子吃饱饭骂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政治现象,因为人们进入高一级的需要层次,要求政治参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是民主化转型的重要的心理机制变化。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从过去犬儒主义所奉行的生存原则,到当代人对自尊的追求。自尊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共识和价值,这种社会心理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五、制度的视角

   从社会视角来看,自尊是一个社会现象,是一个群体,或阶级,或种族,或民族的某种社会实践及其社会心态。例如人的尊严与其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正如鲁迅所说,穷人晒太阳,捉虱子,并不有失尊严,反而是一种享受。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看,一般来说,民主社会更多承认地方自治,更多承认和保障个人权利。在民主社会中,自尊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认的价值,并内化于、积淀于政治制度的安排中。相比较而言,在权威体制下,自尊并非核心价值,人们常常为了在其制度下生存而牺牲个人的尊严。

   一个制度伦理的问题是,制度如何保障和保护人的尊严?如何在保护人的尊严中实现平等原则,而非歧视原则?尊严入宪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把自尊平等分配于每个人,而不是让一些人更有尊严,一些人更没有尊严。下面我将简述几种日常生活的制度安排中的尊严政治。

   1.升迁制度

   对于个人尊严的尊重可以由保障个人权利的升迁制度得以体现。澳洲学术升迁制度是这样设计的:系主任对申请者的评价和同意与否的意见,必须让申请者看过,而且必须签字同意。申请者也有权另请他人写评价信。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个人权利和尊严,又改变了个人行为:申请者无须为了升迁与系主任搞好关系,拍马屁。

   2.科研用钱审批制度

   澳洲在科研用钱审批方面体现出对个人的高度信任和尊重。比如,使用科研经费参加学术研讨会,无须让会议主办方提供邀请书,也无须提供登记牌。与此相反,不少国家对此有严格的审批制度,比如,要正式的邀请函,会后必须提供登记牌。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防止有人滥用科研经费。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规章也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的差异。在前者的社会中,大多数学者不会滥用科研经费,由此确立和发展了一个互相尊重和信任的社会。而在后者的社会中,由于大多数人都在滥用,因此一定要通过严格审批才可防弊。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制度设计的悖论:假定人是恶棍而设定规章,而人的行为却不向好的方向发展;而假定人是善民而不设规章,却可以促进良心或良知的发展。

   3.网络管理中的尊严政治

网络已成为打击个人尊严的新渠道,速度快、范围广,不少国家都制定规章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人肉搜索,可以让人短时间内丧尽面子。特别是通过人肉搜索打击官员的做法确实有失公允,因为其背后的预设是“凡官者必是大贪官”。但是反过来,如果对网络严格控制,不让公民搜索正常的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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