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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中敬: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

更新时间:2014-09-29 12:39:43
作者: 门中敬  

    

   摘要:  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政治运动与富强的国家政治诉求关联密切。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从清末时期的“维新富强观”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主义”的羁绊,并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力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影响,走了一条“强国家主义”的道路。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转向政治现实主义,并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从“强国家主义”向“弱国家主义”的转型,而这使得富强的含义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富强”成为以“物质文明”为内涵的首要“国家任务目标”。

   关键词:  富强 宪法 国家主义 国家任务目标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立宪政治与“富强”的国家诉求须臾不可分,并形成了学界公认的“富强——宪法”之文化范式。[①]这一文化范式,既是催生中国立宪政治运动的源泉,也是中国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宪法思想和观念的羁绊。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立宪政治在近代中国拿来主义式的水土不服和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并导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次立宪政治运动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富强"开始在宪法文件中以“国家任务目标”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成为我国宪法文化的特有因子。在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文件1949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共同纲领》)将“富强”写入总纲第1条之后,除受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行文和注释中均简称《宪法》)外,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将“富强”或类似表述写入宪法前言。[②]

   在理论界,有关“富强”的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并主要集中在近代立宪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界对中国不同时期的富强观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及其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与表征方面,则较少有人涉足。究其原因,宪法哲学以及宪法的哲学解释尚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而针对“国家任务”的研究则受制于立宪自由主义宪法观的影响。[③]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求近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富强理论及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富强观”及其与立宪政治的关联;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文本探讨“富强”的国家任务目标:揭示我国宪法文本中“富强”之国家任务目标的变迁轨迹;找寻我国宪法文本中“富强”的不同含义与表征。

    

   一、近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富强理论及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

   在古代,作为一种方法,“富强”主要是统治者的一种“驾驭之术”而非近代以来立宪政治的“制衡之道”。自近代以来,“富强”开始走出了“单纯的统治技巧”[④]的泥潭,而偏向了近现代的政治哲学方向,并因“自由富强论”和“民族富强论”而具有了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

   (一)“自由富强论”[⑤]及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

   西方早期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通过文艺复兴、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民选的代议制政府,政治学理论也随立宪政治思想的兴起而逐渐发展并臻于完善。在此期间,西方的富强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富强”的主语开始从国家转向了个人,并与人权之张扬、个性主义之推崇发生关联,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立宪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客观上导致了“自由富强”的结果。[⑥]

   但是,自由富强论并非其他后发国家可以完全照搬照抄的,因为自由富强需要具备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成熟的自由公民社会的支撑。那些早期实践自由富强的国家都具有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抑或是国土独处一隅、难以受到他国的肆意干涉,即是例证。而与此同时,成熟的公民社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孕育期。像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都经历了基督教的洗礼以及自由民主思想长时间的发酵,才有了“自由富强”的“开花结果”,而这也恰是自由主义者强调启发民智是国家发展原动力的主要缘由。

   在更大的层面上,以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诞生,标志着西方社会已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残余划清了界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逆转。这一逆转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分水岭,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向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转变的节点。据此,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共同体)的善,并逐步建立了施特劳斯所言的“宽容的天赋权理论传统”[⑦],国家和政府的概念甚至一度淡出人们视野,“人民”不再仅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个体意义的概念。[⑧]国家或者说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已不再崇尚使用传统权威的恫吓和威压,转而使用更加理性的法律来制约,近代法治社会随即建成。与此同时,古代的富强观也由此完成了蜕变,它已不再是一种统治者的“驾驭之术”,而是成为与立宪民主政治制度、与人权、与自由资本市场相联系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其结果是,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成为“富强”的象征,成为那些后发国家争相追逐和效仿的榜样。

   虽然自由资本主义客观上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强”的表象,但却无法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和劣迹斑斑的侵略史:一切都显得按部就班、井井有条,世界正处于被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地发现、占有、利用的循环之中,好像整个世界都正在被西方的殖民者一点点的探索,然后被插上了花花绿绿的旗子。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为自然权利所作的辩护,也很快成为殖民者开疆拓土的有力工具:“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提供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些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他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⑨]因为,还有大量的未知领土等待被“发现”,所以殖民者完全无需顾虑,只要插上国旗就意味着我是付出了“劳动”的,就理所应当占有我发现的土地!

   当世界的土地基本被瓜分殆尽时,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的弊端渐渐暴露成为其发展的又一桎梏。资本的扩张导致“人民”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削弱,资本生产活动的不稳定性也使资本家轻易破产。为弥补资本主义的这些弊端,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二)“民族富强论”[⑩]及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深层含义

   民族主义的涌入促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成熟,对近代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提高了国家发展的上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阵营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英、法、美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派则是以德、日为首的已经实行民主政治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并实现了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起步较晚,无力在殖民地方面与老牌列强争夺,但却也有争取优势、见缝插针的强烈冲动。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经不容许后发国家的和平发展。因此,这些国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绕过了培养理性而成熟的自由公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漫长历程,通过民选政府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地调配国家的建设资源,实现物质文明上的极大发展,并急急忙忙地加入到侵略和掠夺的资本主义大军中。

   建立在近代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具有了许多古代民族主义所不具有的特点,民族是“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的目的组织起来的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11 。这种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框架,像美国的美利坚民族、英国的英吉利民族、法国的法兰西民族,都是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生理上的客观差异、以近代民主政治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共同体。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比冷冰冰的国家多了心理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常常会因“民主政治的注入”而加入了许多谎言而变得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一如美国“天定命运论”12 。像美国兼并德克萨斯、拿破仑发动的对欧洲的战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发动的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等都是借助“民族主义”发动的,它弥补了自由主义过度分散的不足,提高了社会的组织度和动员能力,能瞬间聚集起极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远非古老散漫的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可比。

   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实现富强的手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统治者通过民主政治的教义将民族主义注入人们的心中,国家机器不再是听从君王一人驱使的傀儡,而是渐渐成为国家或者民族追逐整体利益的道具,“利维坦”因其融入了整个国家中全部人民的骨血而变得异常强大。人们受到了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感染,确定无疑地相信自己不再是虔诚而胆怯地匍匐在君王脚下的顺良奴隶,而是能够左右自己命运的站立的公民。他们聚集在一起甘愿成为“利维坦”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想当然地认为将自己完全融入这个庞然大物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并认定这个庞然大物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当然这个好处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或是一种“虚无的自豪”罢了。这种富有浪漫主义的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虽充满了人们的一厢情愿,但不得不说,它极力怂恿“人民”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近代国家的发展态势,并曾使德、日等国家确立了“富强”的民族国家的表象。

   但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追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将“富强”置于优先于近代化的地位,甚至将近代化的概念狭隘地理解为工业生产总量的提高,注定要面对“早熟”的危险。虽然一些国家没有完全放弃促进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近代化,在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后很快用积攒的财富完成了宪法制度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巩固,但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国家覆灭的不归路。其中的原因很多,除了公民的人权观念、契约精神尚未被安全启蒙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尚未巩固的民主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

   民族主义与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结合催生了国家主义,弱化了个人主义在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没有深入人心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为“富强论”确立了“国家主义”的基调。而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则使得那些刚刚建立起立宪政治的国家开始走向它的反面,民族情绪使得民选政府成为一部跟封建专制类似的机器,社会民众丧失了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机会:个人在国家强大的宣传工具和国家机器面前丝毫没有了主动权,民众只得按照国家既定的目标走下去,毫无自主可言。

   由此,纯正的民族主义开始发生异化,逐渐演变成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如同一辆战车,广大受到近代良好教育的民众如同战车中被打磨得十分精细的零件,他们没有决定战车前进方向的权力,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奉献自己的劳动,使战车向着“富裕强大”、“民族复兴”甚至是“称霸世界”的方向前进。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让人们看到了“民族富强论”与近代立宪政治文明相冲突的一面。

当然,民族主义在“动员”民族力量方面的功用是毋庸置疑的,其在中华民族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很显然,它在另外一个层面也影响着近代立宪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民族主义”与“国家富强”之政治诉求的结合,使得“富强”完全成为鼓舞其国民团结发展的政治说辞,也与立宪政治渐行渐远。可以说,“富强”的国家诉求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酵是近代中国立宪政治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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