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惠:别把儒学当成救世良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9 次 更新时间:2005-07-31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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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惠  

新儒学能否成为当代救世良方,笔者的态度是否定的,儒学担当不起这一重任。两千五百年来,儒学能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并非其理论有什么远见卓识,而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进程使儒学获得了超历史性。以孔子仁学为核心的儒学所带来的后果只不过是:君权与父权家长统治相结合的宗法专制主义政权的巩固,和人民大众视君主为臣民之父的奴性与愚昧的增长。

这么说可能会触怒儒学的倡导者,因为他们重构的新儒学据说被赋予了“振兴民族精神”的属性,他们从“孝、悌、忠、恕”中提炼出来的新道德据说可作为救国与治人的良方,可救转型之当代中国于“文明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之中。这些自恋的论调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考虑到这些“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和倡导者”居然能从陈腐的“仁学”中嗅出民主法治的气息来的,或许他们真的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招。但是很不幸,以普及、弘扬新儒学为已任的郑家栋教授竟涉嫌人口走私。更不幸的是,文笔了得、才华横溢的郑教授写得一手切中时弊的道德文章:“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多么精辟,此文树立了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以重树国人道德为已任的新儒学家们立刻意识到“郑家栋事件”会给新儒学的重构以重创,连忙发表声明和文章撇清干系,但似乎效果不佳。素与新儒家不合的新自由主义者岂能放过如此大好时机,从道德上封死对手易如反掌,这也是国粹,新自由主义者亦不能免俗,可见国学之历害。以个别研究者的个人道德品质来否定儒学,的确有些胜之不武。但是,儒学就是构建在道德的个体内在化的基础上的,以孔子的仁学为例,他先是把宗法观念溶入亲情之爱,把家族内父权专制的合理性归结为人们的内在心理,通过“忠、恕”把亲情之爱这一家庭支柱,扩大为国家生存的基础,进而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效果,即君主的专制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根本上的缺陷,使得儒学没有推陈出新的重构基础,同时,这也是儒学倡导者难以将“郑家栋事件”说成是个人事件的原因所在。

此外,以郑教授的智商,似乎不应犯如此低级错误。上得山多终遇虎,连续重犯6次,除了利欲熏心,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以笔者对事件经过的一知半解,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儒学的道德观与当代的法治观的不兼容。郑教授深受儒学浸润,虽常出国,但出国是为了将东方之儒学传播到西方,打破西文中心主义,实现“儒学的普世性”,故无暇研究美国法律。再说美国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多6“妻”又何妨。而且郑教授“人蛇”作得十分人道,不会有沉尸大海的风险,也没有屈嫁老头的无奈。成人之美,顺便赚钱,既符合儒家之“恕”道,又符合主流经济学效益优先的教条,简直就是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可惜触犯了法律,只怪儒学是“有法术而无法治”。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的上线。换言之,犯法之人,自然是无道德之人,可无德之人偏偏以传道为业。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钱钟书先生在《谈教训》中有绝妙解读:“惟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真是得儒学之精髓,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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