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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

更新时间:2014-09-27 13:16:59
作者: 崇明  
这种内在性表现为对亲密关系的过于依恋,这一依恋本身会走向自我挫败而难以得到满足,并且以个人化态度理解公共事物,结果在混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的同时导致了对公共生活的排斥,产生所谓“公共人的衰落”。桑内特同样参照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刻画来理解美国公共生活的萎缩。被社会学者关注的公共生活萎缩的问题近年来同样成为美国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是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和公民参与和社区生活的衰退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复兴社区生活的途径,其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仍然受到托克维尔的很大启发,因为正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结社是公民自由的学校。 桑德尔认为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式的“无负荷的个体”侵蚀了注重共同善的美国共和主义政治精神,社群的解体以及公民失去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均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他试图以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克服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腐蚀,在美国恢复当年托克维尔所欣赏的造就了强大公共精神的共和自由。

  

   四

   可见,《民主在美国》往往成为美国人思考其社会和政治演变历程的起点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考察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是因为他对现代人的心灵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的剖析切中了民主的要害。这一点在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法国思想界得到了显著的回应。勒福尔(Claude Lefort)指出托克维尔对困扰民主心灵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的描述应该成为理解民主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不过他批评了托克维尔认为这一不确定性可能为专制做准备的看法,认为它虽然造成了民主社会的动荡,但同样使任何专制不可能获得稳固的信念基础。勒福尔似乎暗示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民主活力的源泉。比勒福尔晚一辈的戈谢(Marcel Gauchet)和马南(Pierre Manent)则不那么肯定。他们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了思考当代法国和欧洲的民主危机的重要启发。在戈谢看来,托克维尔认识到平等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将深刻地改变了人际关系,这一改变将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托克维尔的独到之处。而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摧毁一切阻碍的平等大潮在二战特别是六八年以来正在加速发展,其力量和后果是托克维尔自己所未能想象的。 个体在各方面对平等权利的诉求推动了人权话语在当代西方特别是欧洲获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某种民主信仰。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个体化倾向在当代欧洲得到了最充分地发展,而他所预见的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也是今天欧洲个体化的特点。戈谢认为自六十年代以来在欧洲展开了私人化的个体化进程,它“既是反权威和反制度的,也是利己主义的、心理性的和享乐主义的。它鼓吹的是在追求自我的独特性的独特实现的同时平静地与建制之间发生了断裂。” 在戈谢看来,民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危机的历史,但今天的民主的危机不同于以往民主从外部的反民主力量(如十九世纪的复辟旧制度的努力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所遭遇到的危机,而是一种内部的危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所以,民主的问题是“民主反对自己”(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其法律基础与其政治表达对立,其发生原则与其有效的自我治理对立”。 因此,当下民主的危机源于人权充分张扬之后所彰显的民主的非政治性。 戈谢对当代民主危机的阐释可以说揭示了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与民主当中与其自身的原则相联系的内在缺陷。不过,戈谢虽然指出了人权的最近发展是民主危机的根源,但他认为人权获得的进展是不可逆的,因此他并不打算批评人权和个体主义,而是要在人权的基础上使个体认识到,只有在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和自治中自由才有意义。 在这一点上,他和托克维尔分道扬镳了,因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对个体主义的批评。

   马南同样注意到当代人权的非政治性。他注意到,与近代人权宣言所表达的人权观念相比,当代人权学说体现出明显的非政治性,也就是人权以普世道德的姿态和普遍性的法律和规则要求成为社会组织原则,对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均构成了挑战。与这一人权超越政治的现象并行的是个体脱离政治的倾向。随着民主的推进,托克维尔所揭示的“相似者感受”被不断强化。平等制造了独立、分离、相似的个体,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甚至使他们产生自足的幻想和自我的封闭,结果相似者的观念并不能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并向他者开放自我。这样一种个体主义使个体倾向于退缩到自我的世界中,侵蚀了公共和政治生活,淡化人的公民身份,或者说,它使人并不觉得公民的政治生活对构成其作为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或至关重要的。平等在打破了等级和团体的约束后使人更为接近,但其过度发展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同时在个人身上制造了人与公民的分离。这双重分离随着当代人权话语的发展而强化,这是当代欧洲的危险。

   在欧洲,这一危险部分出于欧盟的建构对民族国家的侵蚀,部分源于民族共同体本身所能激发的凝聚和认同正在被削弱。这种削弱同样发生在民族国家框架并未受到外部冲击的美国,其原因则是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共同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泰勒同样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启发。他指出虽然托克维尔所恐惧的柔性的民主专制并未在西方成形,但他所揭示的导致这一专制的个体主义或者说个体的原子化却仍然是当代西方应该恐惧的威胁:“危险的东西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那就是,人民愈来愈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碎片化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换句话讲,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公民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可能实际上感到与别的一些人结合在共同事业中,但这些事业更多地是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局部共同体,一个少数族裔,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某个特俗利益的促进者们” 托克维尔曾指出平等会自然地把人们分成众多的个别团体,它们也会形成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判的集体个体主义。泰勒担忧的是这一碎片化的“自我滋养”(self-feeding):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的下降将强化团体认同,而这一认同反过来进一步侵蚀民族凝聚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人们无法通过共同的政治商议和行动形成共识,于是绕开民主政治和代议制诉诸司法和利益运动来实现其诉求,结果民众进一步丧失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而强化其原子化的态度。泰勒呼吁重新对民主进行强化(empowerment)来抵制这一危险的碎片化倾向。他坦言这一强化颇为困难,谈到托克维尔提倡的分权和权力自主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有助于这一强化。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当下所谓的民主危机实质上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本身的危机,根本上是由于民众忽视甚至拒斥政治生活所造成。这一危机暴露了托克维尔致力于剖析的民主的脆弱之处:注重个体权利和私人生活的民主的社会状态与以民众自治和政治自由为正当性来源和组织原则的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思考:在中国是否存在托克维尔时刻?托克维尔热已经烟消云散,这似乎表明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中国并无持久性意义。并且,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的民主政治,谈何民主的危机?然而,如果依据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审视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同样存在某种民主社会的危机。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首先是以身份平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根据这一理解,中国无疑已经是民主社会。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显著发展趋势是平等特别是平等意识的不断推进,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强化了这一平等观念。文革结束以来,这种平等意识开始以一种个体主义的形式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显著的个体化进程。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对个体权利的束缚,但是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会想象里,平等与个体意识已经牢固确立。 也正是因为这种平等和个体意识,当下的严重不平等才被很多人视为难以忍受。但是,这种平等和个体化进程虽然与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功能的转化和变迁密切相关,但均体现出显著的非政治化色彩。在经历了长期的贫穷和封闭之后,大多数中国人首先追求的是个体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职业上的个人发展,由此强化了现代个体的私人化倾向,结果大多数中国个体对社区和公共生活缺乏兴趣,甚至漠不关心。这种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漠视心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一方面被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所强化。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士人精英之外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传统,一般民众普遍认为政治并非民众之事。在1949年到1976年期间,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和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把政治渗透私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过度的政治化。它在激发短暂的民众政治狂热之后,很快导致很多民众厌恶甚至恐惧政治,进而强化了民众的非政治化倾向,视政治为个人生活的负担乃至威胁。七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迅速把整个社会抛入到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中。同时,出于控制乃至垄断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需要,政府也引导民众关注个人生活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甚于公共事业,而公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及其受到的种种限制也进一步消解了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欲望。可以说,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从前面三十年的过度政治化突然转变为非政治化,中国人由于普遍缺乏立足于公民参与之上的政治生活而不知政治为何物。伴随着这一非政治化,当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涌现的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而漠视公共、社会甚至家庭责任的个体,他们不仅仅是阎云翔所描述的“无公德的个体”, 而且可以说是“无私德的个体”。公德的丧失往往强化了私德的败坏,反之亦然。由于个体之间缺乏纽带,也缺乏联合的意识和条件,这些个体普遍是虚弱的。与这种制造平等的、原子化的软弱个体的个体化进程并行的是国家力量在近年来的不断强化和集中。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下卷所勾勒的家长制国家与当下中国的情形高度契合。他在《民主在美国》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论述的国家集权与平等和个体化进程相互强化的现代进程正是晚晴以来中国历史的道路。在2013年托克维尔热中,他的思想中尤其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的地方,是他对具有古老集权传统的法国的现代民主转型中的革命命运的思考。可以说,中国同样在经历托克维尔时刻,而这个时刻也见证了正在民主化的中国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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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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