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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西师往事 北碚夜读

更新时间:2014-09-23 19:12:08
作者: 赵一凡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周五,阆中151公里至北碚,晴,14—27摄氏度

   八点早餐,杜平赶来送别。退房、装车,将鸟笼安置在后座,米水俱全。木英与我一同乘车,去重庆开会。九点出城,登上兰海高速。快跑一小时,已冲过武胜县宝箴寨,驶入重庆合川区了。

   十一点进北碚,在西南大学桂园宾馆停车。宾馆一片沸腾:来自各地高校的几百名老师,在大堂办理入住,领取材料。继而南腔北调、呼朋唤友,忙着去餐厅吃饭,或去参观西大校园。回想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孤身在外,千里走单骑。猛然见到这许多熟人,不知孰喜孰悲?

   西南大学,原是西南基础最好的师范院校。二零零五年,它将毗邻的西南师大、西南农大打通围墙,合并成西南大学。如今这所巨无霸占地上万亩,在校学生五万余人,其中本科生四万。

   西大前身,是清光绪年间兴办的川东师范学堂。抗战时,内地高校大批南迁重庆,又为躲避轰炸,争相隐居北碚。北碚也因山林幽静,群贤毕至,成为“陪都的陪都”。黄炎培、于右任、梁漱溟、马寅初、老舍、吴宓等人,都曾在北碚流连忘返,赞不绝口。解放后,政府将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合并为西南师院。吴宓又从武昌飞来重庆,落脚北碚。

   午睡起来,下楼散步。林荫道上鸟语花香,绿树衬映着一块路牌:吴宓路。相传宓老当年手执竹杖,常在小道上缓行。行至文学院,楼前有一僻静角落,号称“宓园”。宓老塑像,默默伫立一旁。西师外院院长李力,带我去看过文化村,其间一栋残破小楼,阴气逼人,正是吴宓旧居。二零一三年秋,西南大学网站宣称:吴宓旧居文化村一舍,作为重庆市级文保单位,业已改造完毕,国学院等单位已挂牌入驻。

   西大两件国宝:一为袁隆平,一为吴宓。为了弘扬吴宓的国学传统,校方设立了雨僧基金、雨僧项目,我也有幸登上过雨僧论坛。不过心头萦绕一事,挥之不去: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在哈佛读博三。四月某日,我老师丹找到我,带我去康桥一家餐馆,面见四位眉须皆白的老人。

   我见丹对他们执礼甚恭,猜想他们是丹的老师。丹却大声介绍道:他们都是吴宓同学,也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的师长!此话令我晕眩。惶惑中,只听几位老人七嘴八舌,讲述他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间,在哈佛与Me的同窗情谊。而他们作为白璧德门下弟子,无不称颂Me的人品学问。至此我总算闹明白:他们口中的Me,竟是吴宓的Mi字!

   感谢丹,他让我见识了中国学人在哈佛的光荣与梦想。可我对不住丹,也深深为吴宓的老友抱憾:他们欲以同学身份,结伴去吴宓墓前献花!一九八四年夏,我回北京探亲,去院外事局办手续时,私下咨询朋友:王光美局长或可过问此事?朋友大骇,说国内正反自由化,你还敢来添乱!

   一九七九年王光美出任社科院外事局长。身为小翻译,我曾目睹她面对英国皇家学术院贵宾,发表英文答谢。此前老翻译提醒我:王局在秦城坐牢十二年,说话不大利索,你要机灵点儿。谁知她一开口,直如水银泻地,让老外们听傻了眼!我才想起她是辅仁高材生,北平军调处的高翻!一九八零年我老师丹造访社科院,受到王局热情接待。一九八一年,王局特批我去哈佛留学。

   转眼到了二零零一年春,湖南科大的曾艳钰,陪我和川外教授蓝仁哲,一同去凤凰古城游览。那天喝了米酒,老蓝与我在沱江边上,幽幽摆起龙门阵。他说他是吴宓教过的学生。老师在“文革”中挨打,一度在文化村养伤。他替老师送饭、擦洗伤口。忆说至此,老蓝伤心不已。

   同样故事,也发生在北大教授赵萝蕤身上。一九九二年我接教育部通知,去给赵先生当秘书,协助她主编高校教材《美国文学史》。别看老太孤寂(其夫陈梦家在“文革”中罹难),她可是当年清华园的校花,吴宓课堂上的才女。她嫌勺园的饭菜乏味,我便带她去起士林。席间提及吴宓,老太泪水涟涟。

   回502房,两位清洁工正在打扫。一位大姐抱怨说:一地鸟屎,脏兮兮的!我向大姐道歉,又担心两只金丝鸟:这么门窗紧闭地关着,可不成了拘禁?转悠一圈,找到一个好所在:我将鸟笼系牢,悬挂在窗外。这样一来,小金和丝丝便能躲在浓密树荫里,嘀哩哩唱个不停。

   晚饭后,英国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我走进会场,与老少两代人握手言欢。所谓老者,是指北外张老师、厦大杨老师、川外蓝老师,他们年过七旬,行将退休。几个新任正副会长,多为弟子辈。如此师承关系,一路上溯至李赋宁、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他们代表解放后国内外语的先进水平。而这五人,都出自一九三九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办的“高级英语进修班”。简言之,他们全是钱锺书教过的学生。而提携钱锺书的清华恩师,正是吴宓。

   一九九五年,北外王佐良先生离世,我们遵其遗愿,筹建英国文学研究会。二零零四年,北大李赋宁先生病故,让我们痛失名誉会长。自从李先生走后,我们每逢开会,就像是家人团聚。会议一小时,通过了决议案。

   清华国学院

   关于吴宓,以及清华四导师,如今已是空谷足音了。二零零四年,清华九十年校庆前夕,陈丹青教授创作一幅大型油画《国学研究院》。丹青自述:他为此事走访清华校史馆,馆员说不出国学院故址。

   我看了此画,给丹青发电称:学生我一睹之下,先是惊心,继而动魄,心头热辣不已。世人向以四导师为重,而置吴宓于不顾,此大谬。丹青将五人捉至一处,画成全家福,又能于历史光晕中,再现书香浓郁!丹青回电:“一凡兄,清华要我画这五人,我只是奉命,画完拉倒。我考证了当时衣服,去电影厂弄几套长袍马褂,请人穿了写生。如此而已,不足道的。”

   我却兴致勃勃,继续评点:此画难在何处?华洋杂处,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偏你不以为怪,反能举重若轻。你若不曾在江西农村采风,也未去西藏牧场写生,就算你在美国修成浮屠,未必就能一画拉倒!所以我说老天有眼,让清华碰上你这个中西杂拌、自命不凡的家伙。

   请看清华五老围成一个半圆:其中梁任公在前,理当的。王静安直领对襟,拢手而立,旁若无人。寅恪老戴围巾、夹书本,似去课堂途中。元任公居左,全套白西服,蓝领带,标准的哈佛行头。而吴宓身为国学院主任,站在队伍右侧。不可忘记:是他最先在哈佛结识陈寅恪、赵元任,继而书信电报,从海外请回二位大才。接着又鞠躬如仪,敦促梁、王到清华高就。

   所以我的判语是:若无吴宓,便无国学院。何况他在哈佛白璧德门下,修得比较文学硕士,又将此法带回清华园,教会钱锺书,中国始有文化比较。而我如今弘扬此法,要做中国与美国的文明比较了!

   丹青又答:“排列位置,清华无要求,是我自己排的,梁任公名气大,相貌好,自然靠前。国维只一照片,让我弄成这副德性。他是骨子里的书生,到昆明湖抽了根烟,就跳水,镇定极了。画得最不成功的是陈寅恪,因为照片最模糊。最有性情的是吴宓,我喜欢有络腮胡的人,可我没有。”

   二零零五年,我曾去清华园讲演《哈佛与清华》。清华学堂一九一一年初立,目的是仰仗庚款输血、洋人授课,开设留美预备班(类似新东方)。至一九二五年,清华留美生陆续学成,回母校执教。他们心高气傲,因有开办研究院之议。校长曹云祥一头雾水,乃向北大胡适问计。胡博士说他不堪重任,却有两条建议:

   一、礼聘国内一流学者,如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

   二、沿用宋元书院导师制,借鉴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先进设计。

   曹校长遂命清华毕业生吴宓,拿着他签名的聘书,逐一招聘导师。所以往好里说,开办国学院,是为清华成人礼。从此中国有了一所欧美模式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现代水准的研究生制度,可谓千秋功业、封神大榜!若往坏里讲,国学院举步维艰、厄运连连、香火若断若续: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随之病退,继而在协和医院辞世。一九二八年清华改国立大学,CC派命罗家伦出任校长。此际经费紧缺,引发校内冲突。罗校长停办国学院,开办大学院。至此国学院办学四年,培养研究生仅七十余名。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大。剩下三位国学院元老,全都出自哈佛。其中赵元任远走美国,辗转执教于哈佛、耶鲁,并于“二战”后荣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东方学会主席。一九四六年,教育部长朱家骅电请他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回电说干不了,谢谢。

   一九四九年初,陈寅恪携家人至广州,就任岭南大学教授。岭大前身,即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格致书院。陈师晚年在广州的故事,世人皆知: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他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至一九六九年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抗战后期,吴宓执掌西南联大外文系,后为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解放前夕,岭南大学邀他南下广州,教育部长杭立武催他去台大,女儿要他回清华。吴宓则由武昌飞重庆,就任相辉学院教授,又在北碚勉仁学院兼职。

   吴宓因何孤身入川?有人说他想去峨眉山出家。然而神差鬼使,他竟来了北碚。或许北碚远离尘嚣,宓老当它是世外桃源?这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阿多诺:“二战”中他由伦敦飞纽约,心绪烦乱,痛骂不已。后来他跑去加州乡下,才见到一片碧野仙踪!吴宓不是落难的犹太文人。在我眼中,他更像一只飞返大陆的穷鸟,几番寻觅,无处栖身,最终选择了“鸿渐于林”。

   一九五零年吴宓并入西南师院,自称“待遇优厚”。一九六一年他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发现餐桌上“肴馔甚丰”。一九六九年寅恪老辞世,吴宓下放梁平县,批斗时跌断左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一九七一年他右目失明,左眼白内障,生活不能自理,遂由胞妹领回陕西泾阳老家,至一九七八年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回想钱锺书评语,我重读赵元叔的《穷鸟赋》,心中酸楚不已: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罗网加上,机阱在下……飞丸缴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幸赖大贤,我矜我怜……鸟也虽顽,犹识密恩。

   五月二十一日,周六,重庆北碚,多云,15—25摄氏度

   凌晨大雨,我被凉风激醒,听见小鸟啁啾,奔去抢救挂在窗外的鸟笼。如此一折腾,无法再睡,于是泡茶,上网查邮件,其中一封来自哈佛傅高义。傅老称《邓小平时代》中文版顺利问世,又说多亏我协助,他得以考察小平家乡广安,并与西南局老干部座谈。可我心存遗憾,未能查证一桩逸闻。二零零二年,《文史月刊》刊发《邓小平与吴宓教授》,其内容丰富,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五一年,吴宓得知土改中有过激举动,去找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由于吴宓是“高级统战对象”,程部长陪他去见邓小平。小平迅速查处此案,并让吴宓继续提意见。三反运动中,西师教授多被打成老虎,吴宓向小平申诉,小平下令不准逼供信。吴宓抚掌赞叹:贤哉邓公!圣哉邓公!

   三年困难时期,吴宓给学生讲古文句式,因举例说: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学生大笑。党总支责令吴宓检讨。“文革”中,吴宓因此言论,加上他与邓小平的关系,惨遭批斗。吴宓书信称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斗争大会,“派两名学生拉宓入场,中途猛被推倒,左腿扭折”。

   张紫葛还说:吴宓暗中看过相,确信邓公有移星转斗之功!一九七五年小平复出,吴宓为给张紫葛解决口粮,又向省委书记赵苍璧申诉,赵批示解决。不料“四人帮”批邓,赵书记落难。一九七六年,吴宓被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老家。告别西师前,他告诉张紫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移星转斗不远矣。吴须曼也说大哥弥留时,一直念叨:“我是吴宓,我要向您汇报!”

众所周知,一九九八年《吴宓日记》问世,二零零六年推出《日记续编》。全套日记计二十卷,跨越六十四年,堪为现代文人笔记之冠。不料遗作发表,引来笔墨官司: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披露大量隐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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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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