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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4-09-22 14:03:31
作者: ​杨光斌  

    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难免是伪问题

   经济学和政治学本来是一家子里的事,因此政治学家自然关注着经济学家之间的事。最近有一场“市场派”代表张维迎和“政府有为派”代表林毅夫之间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就属于作为书本知识的技术知识与作为人生智慧的实践知识之间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类,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我看来,动辄“回到斯密”、“回到哈耶克”、“回到xxx”之类的观点,难免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知识”,往往是不愿意面对中国,不愿意“回到中国”。拿某个人的虎皮做大旗,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还能糊弄一些门外汉,今天这种做法则显得很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技术知识”,也需要言之有据。说什么“儒学是私学而非官学,否则就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中国政治思想史,儒家思想如果没有变为官方思想,怎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思想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化中介机制的传播,进而变成正式制度即所谓的制度化,形成正式制度下的延伸品即非正式制度,这个思想才能有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可是正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道理。斯密的思想是这样,哈耶克的思想是这样,孔子的思想更是这样。所以,即使讲“技术知识”,也不能想当然。不仅如此,当辩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而扯到孔子时,本身就已经非常不专业了。

   搞微观经济学的大概都不喜欢“政府有为”之类的主张。但是,一直盼望印度超越中国的中外学者为什么总是失望?就在于只是从微观的市场主体即企业来看问题,没有认识到企业下面有社会结构,企业上面有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是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计算不出来的,死守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就必然看不清中印两国因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的差异而带来的命定式差异。经济学是不是应该借鉴点政治学的常识?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历史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林毅夫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我因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需要对林毅夫的文字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毫无疑问,其在世界银行的经历对于其创作《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也就是说,亲历广大落后国家的现状与听说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不仅如此,林毅夫还有纵向的世界史即基于世界经济史的关怀:从来没有后发国家按照当时的所谓主流理论而走进发达国家行列的。

   林毅夫教授讲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能否发现。发现“常识”都是重大发现,如牛顿从苹果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而一般人则只是吃掉苹果。同理,犯常识性错误都是大错误,比如历史上曾经搞过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

   我提醒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菲律宾。除了发达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回到斯密”而变得比中国更好?

   在经济发展上,不是比中国好的问题,而是比中国差多远的问题。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巴西也都把斯密抛在脑后而有点凤凰涅槃的态势,要知道它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确实“回到斯密”,结果几乎是国家失败,俄罗斯的损失比美国1929年大危机的损失还严重。处于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而经济上又“回到斯密”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更别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其前景又如何呢?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好过中国的希望何在。

   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谁家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残酷的现实只能属于社会大众,而残酷的现实又来自历史。因此,作为政治学家,本身并不在乎经济学家之间的故事本身,我要追问的是故事背后的迫切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着历史文化认同、从中国出发、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思想家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族裔却人才辈出?俄裔美籍经济思想家格申克龙之所以有着世界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基于自己祖国的历史关怀即在落后国家现代化中组织和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论”——国家发展得越晚,其组织和制度就越重要,从西欧到中欧再到半个东方的苏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仰,他从自己祖国即印度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人的能力严重不平等的现实经历出发,提出:经济发展应该以自由为取向,而自由则是人的能力的实现问题,其中,国家在发展人的能力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样,在我看来,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演变为国家主导下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作为自由的人的能力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有能力的国家。

   格申克龙和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似乎为中国量身定做,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还无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家?说到底,是因为有的经济学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却乐意做新自由主义的学徒。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上早就集体失语了,没有话语权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还能大呼小叫?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中,林毅夫教授最接近格申克龙和阿玛蒂亚·森,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几乎失去了“中国”这个“身份意识”。我们当教授的常常对学生讲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楚,不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来想问题,何谈“问题意识”?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难免是伪问题。结果则是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结果中国即使是做对了也被说成错了。要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活生生地被“说”上了歪路、邪路。这里,不得不指出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思想,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社会科学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社会科学的主体即学者的“身份意识”就至关重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那种动辄“回到某人”之类的主张,有多么不靠谱了。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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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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