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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公德私德之统一——贯通中西道德的必由之路

更新时间:2014-09-19 14:53:09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在西方,公德-私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政治-道德问题的另一种提法。马基雅维里、边沁、密尔和汉普希尔等人都对这一问题做出研究。密尔以其不伤害原则为公德和私德划出界限,并指出对待公德和私德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前者需要强制,后者只能劝导。在中国,梁启超首先提出“公德”与“私德”的范畴,时隔近一个世纪,李泽厚重提并发展了公德-私德理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公德与私德给以进一步的界定,即:一个道德准则与社会契约的关系愈近,其公德性程度愈高(私德性程度愈低)。一个好的道德体系应当以公德为主而以私德为辅。按此原则能够解决的道德问题称之为“公德问题”,否则称之为“私德问题”。

  

   一、西方哲学背景下的“公德”“私德”概念

   “公德”(public morality)和“私德”(private morality)以及与之相近的术语在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文献中时有出现,然而,以公德和私德的区分与联系作为论题专门加以研究的文献并不太多。在西方,公德-私德问题往往在政治伦理学的题目之下提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政治-道德问题的另一种提法。但在笔者看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公德-私德问题比起政治-道德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有关文献中,“公德”和“私德”这两个术语往往是有歧义的;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得到公认的,即公德是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私德是与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正因为这样,人们常常把公德-私德问题隶属于政治-道德问题,既然政治生活是最典型的公共生活。

   政治-道德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但真正把这一问题持久地突显出来的当推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主论》(The Prince, 1513)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中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因此,把适合于私人生活或个人关系的道德标准用于政治行为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在追求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拒绝采用某些无情的狡诈的或欺骗的手段,那么这就等于背叛了他所代表的并给他以信任的人们的利益;公共政策的对错取决于其后果的好坏,而不取决于其执行过程的内在品质;公共政策的内在品质从私人生活的角度看往往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i]由此,马基雅维里得出结论:政治道德必须是后果论的,其标准就是国家的繁荣富强,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在国际事务中占据支配地位等;如果用适合于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如友谊或公正——对一个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中所采用的手段加以约束,那就等于让他亵渎职责。

   最早把政治-道德与公德-私德这两对范畴联系起来的人当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 Bentham,1748 - 1832)。边沁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把追求幸福看作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的代表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首次明确表述了功利主义原则,把伦理学称为“指导人们行动以得到最大幸福的艺术”。此艺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指导个人行动以达到个人最大幸福的艺术,称之为“私人伦理”(private ethics);另一是指导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行动以达到群体最大幸福的艺术,称之为“公共伦理”(public ethics)。不过,边沁很少用“公共伦理”这个术语,而常常用“立法的艺术”(the art of legislation)或者“管治的艺术”(the art of government),用以同“私人伦理”相对照。[ii]这显示出,在边沁心目中,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仍然同道德-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他对私人伦理和立法艺术的划分,正是对早已有之的道德-政治之划分的进一步表述。

   另一位19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也发展了边沁的公德-私德理论。密尔在《论自由》一书引出“个人道德(self-regarding virtues)”和“社会道德(social morality)”这两个术语,并对其内涵和关系作了细致的论述。他指出:“若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假如还能说是次于,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也是要对二者作同等的培养。但是即便是教育,其运用也有借辩服和劝服以及借强制办法之区别,而对于已过教育时期的人,个人道德的教诲是只应以前一种办法来进行的。”[iii]

   这里所说的“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私德”和“公德”。密尔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个人道德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比起社会道德来,还是次要一些。另一是,道德教育分为劝服和强制两种,对个人道德只应用劝服,而对社会道德可以用强制。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在其处理方法上的不同是由二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决定的:个人道德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道德是社会通过舆论甚至法律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的范围。社会权威为什么以及何时可以对个人自由施加限制呢?对此,密尔的回答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iv]这就是著名的“不伤害原则”。具体地说:在不伤害他人或社会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别人无权干涉,顶多可以提些建议;反之,在对他人或社会有所伤害的情况下,他人或社会有权干涉一个人的行为,并且这种干涉是强制性地,即借助于舆论或法律。显然,不伤害原则也是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标准。

   著名当代道德哲学家、原英国牛津大学Wadham学院院长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 教授(1914—2004 )在其《公德与私德》一文[v]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道德学说作了相当深入的讨论。汉普希尔一方面赞成马基雅维里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道德标准上有所区分,即对公德与私德有所区分,另一方面却不赞成他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即在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的论证是从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入手的,即他所谓的“明显推理” (explicit reasoning)和“隐含推理”(implicit reasoning)。所谓明显推理就是以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为典型的传统推理,其特征是从前提到结论的过程被展开为一系列逻辑计算的步骤。所谓隐含推理就是由直觉支配的并且即刻完成的推理,其过程是不能展开为一系列清晰的或逻辑计算的步骤的。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道德推理只能是明显推理,即关于行为后果的精心计算;然后根据这种计算来选择具有最好后果的行为,即能够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对此,汉普希尔不以为然。他认为,当一个人不能把他的某一道德决定的理由展开为一个明显推理的时候,并不等于他是没有理由的或非理性的。例如,当一个人在其朋友遇难的紧急关头毫不犹豫地舍身相救时,他很可能没有进行任何明显推理,而且事后也给不出明显的推理过程,但我们不应因此说他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种不能展开为明显推理的理性思维就是隐含推理。

   隐含推理不仅在私人生活中起作用,而且在公共生活中也起作用,因为在公共生活如政治决策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道德冲突。例如,一个政治家时常不得不在两种相互对立的重大政策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也许首先应用明显推理对这两个政策的后果进行精心计算,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那个具有最佳后果的政策。然而,他难免遇到这样的情形,即两种对立政策的后果在优劣程度上是彼此相当的,并且这两种不同后果的严重性(往往关系到两个群体、两个阶级或两个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他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时,他便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或者说,他面临终极冲突(ultimate conflict)。对于终极冲突是不能通过诉诸于明确的道德准则的明显推理加以解决的,只能借助于道德准则之外的某些直觉,即内容庞杂且不甚清晰的背景知识,其中包括个人的偏好、美感和信仰等;这种直觉思维是不能展开为明显推理的,只能以隐含推理的方式进行。可见,无论在私人生活中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隐含推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德和私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相应地,政治和道德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vi]

   从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公德-私德”总是同“政治-道德”纠缠在一起。尽管这种纠缠在学理上不无道理,但却未能到达问题的最深处。不过,在笔者看来,密尔比其他人对于公德-私德的讨论要深刻一些,他所说的“社会道德”超出了政治和法律的范围,即把公德看作有一定强制性但又弱于法律的社会规范,,其强制性体现为舆论压力而不是法律惩罚。个人道德则不受任何强制性的约束,但可以通过劝导、感化或自我教育得到提高。密尔提出的不伤害原则直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相比之下,汉普希尔虽然揭示了公德和私德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特征,即公德主要基于明显推理而私德主要基于隐含推理,但并未对公德和私德本身给出进一步的界定,基本上延用了政治-道德的传统分野。

  

   二、梁启超的公德-私德理论

   在中国首先把公德-私德范畴凸显出来的当推梁启超先生。19世纪末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国外的梁启超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和思想启蒙的工作。他在日本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系列文章《新民说》是其中最著名的论著之一,这篇文章的宗旨是用新道德来改变国民素质,为此,他提出“公德”和“私德”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新民说》的第5节名为《论公德》,它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家,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vii]文中将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学作一比较。西方伦理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中国伦理所说的五伦中有三伦即父子、夫妇和兄弟相当于西方的家庭伦理,一伦即朋友勉强相当于西方的社会伦理,另一伦即君臣勉强相当于西方的国家伦理。后两伦之所以说“勉强相当于”,是因为它们本质上还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的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是私人与群体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伦理中只有家庭伦理最为发达,而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非常薄弱,甚至没有。

文中说,公德的实质就是“利群”,公德与私德的区别就在这里:“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viii]按此定义,西方伦理学中有两部分即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是关于公德的,只有一部分即家庭伦理是关于私德的。与此对照,中国伦理学几乎全是关于私德的。“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ix]梁启超在这里指出中国伦理与西方伦理的差异:前者重私德而轻公德,后者比较均衡,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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