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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自由”概念辨析——兼评密尔的自由理论

更新时间:2014-09-19 14:42:53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密尔给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众说纷纭之中,有一点似乎得到普遍认可,那就是不义之法是可能存在的,这样的法律自然就不能成为正义的终极标准,但它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利益,而给另外的人造成不幸——这是受正义谴责的。然而,当一部分法律被认为不义,它看起来正像违反一部法律一样是不义的,即侵犯了某人的权利;不过这种情况的权利不能够是合法的权利,因而得到一个不同的名称即道德权利(moral right)。于是,我们可以说,不义的第二种情况表现为对某人的道德权利的减损或剥夺。”[11]

   在这里,维护“道德权利”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质正义”,而遵守现行法律就是通常所说的“程序正义”。对于一部良法(good law)而言,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一部恶法而言,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分离的。密尔指出,反抗恶法就像遵守良法一样是正义的,因为二者都是对道德权利的维护,尽管二者对于现行法律来说是相反的。

   不难看出,密尔所说的反对恶法的权利大致相当于《人权宣言》中所说的“反抗压迫的权利”,本质上体现了不伤害原则,因而属于安全权,亦即消极自由的权利。不过,由于道德权利超越了现行法律,所以难以给予明确的定义,从而在良法和恶法之间难以给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使得反抗压迫或反对恶法的权利容易被滥用,以致成为非义的暴动。非义的暴动可以说是一种违反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它是以侵害他人道德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如何界定道德权利或实质正义从而区分良法和恶法,这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任务,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综上所述,人身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其实这只是对“人身自由”的一种较为狭义的解释,广义的“人身自由”包括一切自由,相当于“自由”。正因为此,霍布豪斯说“人身自由”很难说得清楚;但在我们将它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后,也就不难说清楚了。财产自由相当于经济自由,反抗压迫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自由是从具体内容上对自由权进行划分的,这与前面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抽象划分是并行不悖的,后一种划分只是着眼于行为者的主动性和被动性而言的。前面的分析表明,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自由都具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双重性,并且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为基本;如果把二者的位置颠倒了,就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下一节将涉及消极自由的基本原则即不伤害原则,这条原则首先由密尔给以明确的阐述和强调。

  

   三、私权和公权之间的界限

   在对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自由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除了完全未被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其他自由都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霍布豪斯宣称:“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种限制,有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一个人也许能够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其余的人除了这个人认为可以容许的意愿以外,却无任何意愿可言。换言之,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文明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12]

   简言之,法律作为社会契约就是对普遍自由的普遍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一个人的言论和行为都是自由的,他人或社会权威不得干预,这就是个人的私权(私权利)。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言论或行为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围,那么,他人或社会便有权干预他的自由,这种干预是由社会权威即政府机构来执行的,这就是公权(公权力)。不难看出,私权和公权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3]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法律有良法和恶法之分,亦即正义之法和不义之法的分别,这便涉及制定法律的依据问题。与之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私权和公权的范围如何划分才是合理的,二者之间的界线如何规定才是正确的?对此,密尔最早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即所谓的“两条格言”:

   “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14]

   简言之,在没有伤害他人或社会的范围内,一个人的言论或行为是自由的,在这个范围内社会或他人无权对他进行干预;反之,在对他人或社会利益造成伤害的范围内,一个人的言论或行为是不自由的,社会或他人有权对他进行干预。密尔的这两条格言可以归结为一条原则即“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给出了划分私权和公权之范围的道德依据,亦即给出了制定法律的道德依据。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予以提出,更从来没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加以讨论,但是它却在暗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一些实践方面的争论,并且看来不久就会被公认为将来的重大问题。”[15]密尔在这里所说的“公民自由”和“社会自由”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私权和公权。我们注意到,“公民自由”和“社会自由”被作为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术语。这是因为,这两种自由或两种权利实际上是同一种自由或权利的两个侧面,其中一个确定了,另一个也就随之确定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个人自由或私权的范围内,即使法律不起作用,但道德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具体地说,对于一个人所做的虽未违反法律但却有违某种道德观念的行为,他人或社会还是可以适当干预的,不过这种干预只限于第一条格言所说的“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而不能给予强制性的惩罚。这表明,道德的约束力和法律的约束力有所不同。为此,密尔又提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分别对应于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即私权和公权。

   密尔谈道:“若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假如还能说是次于,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也是要对二者作同等的培养。但是即便是教育,其运用也有借辩服和劝服以及借强制办法之区别,而对于已过教育时期的人,个人道德的教诲是只应以前一种办法来进行的。”[16]尽管密尔强调个人自由和保护私权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轻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不过,对于违反个人道德的行为,只能用劝导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只能用于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密尔强调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区别,进而指出其方法上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

   这样,密尔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在个人自由即私权的范围内,法律不具约束力而道德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其性质是说服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在社会自由即公权的范围内,法律和道德同时具有约束力,而且都是强制性的。由于在公权范围内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一致性,这使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一致性推广到私权范围,从而把法律和道德的强制性也推广到私权范围,这便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密尔向我们表明,在私权和公权这两个不同领域内,不仅法律的约束力是不同的,而且道德的约束力也是不同的,必须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不受侵害。

  

   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密尔理论中的体现

   密尔所注重的个人的自由权相当于免受伤害的安全权,而不是积极进取的幸福权;换言之,密尔所注重的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这一点从他对不伤害原则的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说:“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告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这样不能算是正当。”[17]

   社会权威声称为个人谋取利益而去干预个人自由是不正当的,这样的干预相当于社会权威的积极自由;反之,社会权威按照不伤害原则而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则是出于消极自由,并且是正当的。尽管密尔没有明确提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术语,但其精神实质在他的论述中已经昭然若揭了。

   密尔是一位把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集于一身的哲学家。从理论上讲,把自由和幸福融为一体的可能性在于:首先,广义自由和广义幸福是一回事;其次,狭义自由是狭义幸福的先决条件,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对此,本文第一节已经阐述。不难看出,就狭义自由和狭义幸福而言,自由是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是自由的目的。密尔说道:“拥有某种权利就是拥有社会应当保证个人对其进行支配的某种东西。倘若有反对意见进一步问为何社会‘应当’这么做,我给出的理由便是普遍功利原理,绝无其他。”[18]这就是说,包括自由权在内的一切权利最终的依据是普遍功利原理即最大幸福原则。

   最大幸福原则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其积极方面在于强调增进最多数人的幸福或快乐,其消极方面在于强调减少最多数人的伤害或痛苦。显然,前者就是积极自由的道德基础,后者就是消极自由的道德基础。这进一步显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其本质上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既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的,那么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也应该从个人和社会的不同角度来讲。具体地说,个人的积极自由是个人利用一切机会谋取个人幸福的自由,个人的消极自由是个人防止他人或社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自由。社会权威的积极自由是为其成员谋取幸福的自由,社会权威的消极自由是为其成员免受伤害的自由。

   在密尔看来,社会权威主要地应当发挥其消极自由的权力而不是积极自由的权力;相应地,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则应当发挥其积极自由的权利,当然,这种发挥必须是在遵守社会合理限制的基础上进行。他说道:“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19]这就是说,在不伤害他人或社会的范围内,个人对于追求自己的身心幸福,有着最高的甚至是绝对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积极自由。

   以上就是密尔所给出的一种协调的社会关系,即社会权威的消极自由和成员个人的积极自由之间的配合,其根据是:“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20]反之,如果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即社会权威主要地发挥其积极自由,而成员个人主要地发挥其消极自由,其结果就是导致极权专制的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是密尔尽其全力所要避免的。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学者(包括罗尔斯在内)指责密尔的功利主义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望文生义的。是的,密尔的最大幸福原则是以最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的,但是,这多数人的利益不是由社会权威来决定的,而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决定的。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可能让所有人的意见都一致的情况下,这条民主原则就是最不坏的原则。即使如此,密尔也深深担忧着“多数人暴政”的隐患。他指出:“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数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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