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思忖是否敲门进屋。正在这时，一位姑娘推着自行车进来。[12]她礼貌地问我找谁，我说找冯友兰先生。她爽快地说：“跟我来吧！”她把我带进客厅，然后听到她在走廊上大声说：“爷爷，有客人！”不一会，她回来说：“爷爷请你到他书房去。”当我走进冯先生的书房时，一位中年人正在收拾桌上的书稿；看来他们正在工作，而被我的到访打断了。我心头掠过一丝歉意。这时，九十高龄的冯先生正坐在藤椅上，身着布衣，体态微胖，长须飘逸，面带微笑，虽然老态龙钟，却看上去很有精神。冯先生主动地同我握手，我觉得他的手软棉棉的，心情立刻松弛下来。

　　 我坐下后便开门见山地向冯先生提出问题。我问道：“在什么意义上说，‘有某物，必有某物之所以为某物者’是一逻辑命题，是否在因果关系的意义上，即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原因？”那时我已想好了，如果冯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便有充分的理由给予反驳。然而，冯先生回答说：“不，后者是前者的规定。”对此，我有些茫然，于是，指着眼前的书桌继续问道：“这张桌子怎样逻辑地蕴涵其规定呢？”冯先生回答说：“如果没有其规定，你就不能说‘这张桌子’，而只能说‘这个’‘那个’，一旦你说出‘这张桌子’，桌子的规定性就在其中了。”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我隐隐地觉得，冯先生的形而上学与语言行为密切相关，这为我日后进一步研究他的理论打下基础。

　　 冯先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话说得很慢，显得有些吃力，但是他的思维却异常地敏锐。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而且我也亲眼目睹冯先生的尊容，亲耳聆听冯先生的教导。我的主要目的都达到了，不好意思再耽搁他老人家的时间，于是，我起身告辞。冯先生始终面带笑容，再次同我握手。当我走出屋子的时候，不禁停下脚步，再次抬头仰望院中的那三棵松树。看上去，它们历尽沧桑而又充满生机。

　　 在我研读冯先生的新理学的过程中，一开始便注意其逻辑上的问题，这也正是冯先生自己始终关注的问题。冯先生在其临终前写完的最后一册书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13]坦率地指出自己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即一方面说理是不存在而有，另一方面又说理是一种潜存；“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存在’的区别。”[14]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冯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和分析哲学的精神。

　　 事实上，“存在”(existence)和“有”(being)的区别问题也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不过，在笔者看来，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的根源主要地不在于未对“存在”与“有”做出区分，而在于没有把“真际”定位到语言上去。这使得，冯先生谈到真际时只能用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词，如“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亦不能说无者”或“不存在而有”。反之，如果把“真际”定位到语言上去，我们便可以说，真际不是外在于语言的世界，而是语言世界本身；相应地，真际中的事物不存在于时空中，而只存在于语意中。语意中的事物与实际中的事物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从逻辑上讲，真际并不“潜存”于实际，而它又是存在着的，即存在于语言世界之中。这样，冯先生的新理学的理论矛盾便从原则上得到消解。这些想法本应写给冯先生，以求教正，但可惜那时他已经去逝了。

　　 笔者认为，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包含着语言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他试图建立一种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目标所注定了的。如果说，当他最初以“有某种事物”为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时，此转向尚不明显，那么，当他为克服其理论矛盾，将出发点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时，其语言学转向便昭然若揭了。前面已经提到，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从实际推出真际，而是从真际推出道际。事实上，笔者对冯先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这一评论与冯先生对其形而上学的另一些看法是相符的。如，冯先生多次谈到，在“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观念中，只有“理”是可思或可说的，其余三个都是不可思或不可说的。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从理谈起，然后谈及气、道体和大全，而理世界就是我所说的真际，气、道体和大全这些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观念就是我所说的道际。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冯先生明确地看到理与其余三个观念的重大区别，但却没有把它们在范畴上加以区分，而是把它们放进同一个范畴即真际。这一理论缺陷的根源在于，冯先生没有把真际定位到语言上，这便使得道际无从谈起。不过，冯先生毕竟看到了理与其余三个观念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且是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这一点的。这正是从清晰处说起而后达到不可说处；用冯先生的话讲，就是始于正方法而终于负方法。

　　 如所周知，冯友兰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叫做“天地境界”。在同冯先生的交往中，我觉得冯先生堪称天地境界的人。用他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的话说，冯先生具有仙风道骨。1990年年末，就在国内学术界准备为冯先生举办95岁诞辰纪念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冯先生安然去逝了。他似乎在告诉人们，给他祝寿这类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最后一本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刚好完成，因而可以安息了。冯先生的生命与事业同在，与社会同在，与自然同在。涂又光先生在悼文中用张载的话总结冯友兰的一生：存，吾顺事；殁，吾宁矣。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1] 当然，洪谦作为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生也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人，但其学术成就和影响比起冯友兰和金岳霖来就逊色一些了。

　　 [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236页。

　　 [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8-379页。

　　 [5] 陈晓平：《面对道德冲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序言。

　　 [6] 涂又光根据1948年英文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7]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88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94-395页。

　　 [9] 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

　　 [10]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03-568页。

　　 [11] 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6、727、741页。

　　 [12] 后来从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那里知道，这女孩是她的女儿，冯友兰的外孙女。

　　 [13] 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此书当时未能在大陆出版，而以《现代中国哲学史》于1992年在香港单独出版。

　　 [14] 冯友兰：《现代中国哲学史》，香港：出版社，1992年，第222页。